大唐开元初年的政事权力几乎全在名相姚崇的操控之下，这既是因为玄宗的信任，也是由于姚崇个人能力决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玄宗帝国的稳定和发展是由姚崇奠基的，正如史家所说: “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这里的“房、杜”是太宗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姚、宋”指的是开元年间的姚崇和宋璟。
按理，姚崇处治全国政事有方，应该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不过人们发现姚崇大权在握后，除了纵子大肆受贿之外，还竟然将多位大臣倾轧出了朝廷，掀起开元初年权斗恶浪。在新旧《唐书》中就能随便找到几件姚崇排斥异己，倾轧大臣的事例。
其一，将张说赶出朝廷。姚崇和张说之间的斗争是开元初年政坛的重要内容。《新唐书》对姚崇政治品格有个“资权谲”的评价，就是善于权谋诡诈的意思。张说早年曾经与姚崇有过节，还撺掇过赵彦诏弹劾姚崇。后来姚崇上位当了宰相，张说就害怕被清算。
张说为了避祸，干了一件蠢事，他竟然去“潜诣岐王申款”，偷偷跑去找玄宗弟弟岐王李隆范诉苦去了，指望王爷能出面说情。没想到，这件事还是被姚崇知道了。于是乎，姚崇便使出了一番计谋，开始对张说下手。
一日散朝，别的大臣都鱼贯而出，唯独姚崇“曳踵为有疾状”。皇帝就奇怪了，问了一声。姚崇说：“臣损足。”意思是说，我脚扭了。皇帝问他疼不疼。姚崇来一句：“臣心有忧，痛不在足。”很明显这是话里有话啊，要整事儿。进而，姚崇说了一句：“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
玄宗最忌讳的就是大臣和藩王私下结交，这有结党营私，甚至密谋篡位的嫌疑嘛。姚崇很精明，抓住了皇帝的痛点。结果，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
这件事中，张说和姚崇之间积怨有点时间了，从前因后果来讲，是张说先阴过姚崇，而姚崇是回敬了一下，还算不上什么。不过，对于其他大臣，姚崇干的就很过分了。
比如，同样是在神龙政变和先天政变中立过大功的刘幽求，在开元初年被授予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不久之后，又被任命为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很明显是被罢相，授予了一个散职。即便如此，姚崇对其还是“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上奏诬陷刘幽求不满朝廷人事安排。结果，刘幽求就被“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三年，转桂阳郡刺史”。在赴桂阳郡就任途中，“愤恚而卒，年六十一”。
再如钟绍京，“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也算是玄宗创业老干部了。玄宗当皇帝后，钟绍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但是，“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结果，在姚相的运作下，“左迁绵州刺史。及坐事，累贬琰川尉，尽削其阶爵及实封。俄又历迁温 州别驾”。直到开元十五年，钟绍京才得以回京，此时姚崇已经死了六年了。
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如程元振、魏知古等人都被姚崇打击排挤过。但是，姚崇最主要的政敌还是张说。张说被贬出京之后，很快迎来另一种机会。从地方官调任边疆军职，最后做到朔方节度使，在北部边疆立下赫赫军功，还为朝廷训练出一支彍骑精兵。
开元九年( 721 年) 九月, 姚崇病故。同月, 张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与姚的朋党之争也因姚崇的亡故而自然结束。被排挤出朝廷长达 7 年之久的张说又回到玄宗身边, 而且大受信任。
但是到了开元十四年, 张说便受到来自政敌一方的攻击, 而且罪名非常严重。据旧唐书本传载，鸿胪卿兼户部侍郎宇文融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一起上疏弹劾张说，举报他“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
皇帝于是命有关部门将张说拘押在尚书省审问。在接受鞠问期间, 张说坐于草上, 于瓦器中吃饭, 蓬首垢面，非常难堪。张说的哥哥左庶子张光更是朝堂之上把自己耳朵割了，为弟弟喊冤。最后，由于高力士从中斡旋, 玄宗产生了怜悯之心, 仅仅停兼中书令一职, 然而次年便令张说退休。
张说罢相，直到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去世。继承张说相位和衣钵的张九龄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与祭文, 痛惜国失良相，学坠司南。张说确实是能臣良相，但是他被弹劾真的冤枉吗？仅仅是宇文融、李林甫等人的构陷吗？其实，张说同样也是一个贪婪之人，极为贪财恋权。
张说死后大唐政坛很快进入了张九龄与李林甫斗法时代。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被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 迁中书令, 兼修国史。
张九龄全面继承了张说的地位, 担当起政坛、文苑领袖的角色。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斗争亦由隐而显, 逐渐上升为朝廷主要的斗争。诗文入仕的张九龄，远不如姚崇那种文吏的手腕，又没有张说那样的军政经历历练出来的治国才能，在权斗中很快败给了李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张九龄被罢相, 次年四月, 出为荆州长史, 开元二十八年, 因病去世。李林甫则秉持朝钧 20 年，成为炙手可热的一代权相，恐怕靠的不仅仅是揣摩圣意吧？《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林九郎，历史原型就是李林甫。除了权谋，李林甫也确实能干！
大唐朝局中的重臣们斗来斗去，这何尝又不是圣人想看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