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周琴 周彬 海南儋州报道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
绍圣四年(1097年),农历七月初二,苏轼跨过琼州海峡,抵达了琼州府城,在此处停留十余日后,他辗转来到儋州,开启长达三年的儋州岁月。
海南遇见的,是已到暮年的苏东坡。此时的他,经过了黄州、惠州的几番贬谪,更遭受了夫人、爱妾和幼子的先后离世,似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的困顿和精神上的痛苦,就如同琼州海峡翻涌的波浪,随时可将他吞噬殆尽。
可苏轼是何人?被贬黄州,他归来成“东坡居士”;再贬惠州,他自叹“不辞长作岭南人”;又到儋州,他也能“苦雨终风也解晴”。
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被越贬越偏,生活越来越苦,可每被贬一次,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却越深一层。在海南之时,他的人生落魄到了最低处,悲剧性到达了最顶点,可在这“蛮荒之地”,他仍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让海南后人感恩铭记近千年。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
“在众人都认为苏轼会被凌辱、被毁灭之时,他反而更灿烂更辉煌。”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说到,在苏轼居于儋州的窘迫时光中,仍能看到他超然的境界。
苏轼的“不变”
“岂与穷达俱存亡”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携儿子苏过奔赴贬所。在行至梧州(今广西梧州)时,他写下一首《吾谪海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彼时虽前途茫然,未有归期,却流露出一种愿以他乡为故乡的豁达态度。
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居士”塑像
贬谪儋州,不难看出朝廷是有置苏轼于死地之心。因为此处“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宋朝宽待文官,以不杀为仁,将苏轼流放到这荒蛮之地,已是降死一等的重刑了。可被放逐此地的苏轼,却活成了政敌想象不到的样子。他乐观豁达,劝学问道,又鼓励农耕,与当地的黎族百姓相处甚欢。
“都说人生有九重境界,而苏东坡在最高层。当我们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却能够‘一览众山小’。”李盛华说回到《吾谪海南》,其中的一句“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让他感受到了苏轼超然的人生境界。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孟子》里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为人在不得志之时,就要洁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和品德;而在得志显达时,要把善发扬光大。
“就是说当你飞黄腾达,干大事做大官了,要好好关心天下的大事;而你穷途末路了,修身养性读书,保全自己的德品。这应该就是中国人活着的最高境界了。可苏轼说,‘岂与穷达俱存亡’,无论飞黄腾达抑或走投无路,不管是高官厚禄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关心天下,修炼内心。不存在两种活法,只有一种活法。”
苏轼表达了自己不因穷达而有变的思想,这种境界往往就超脱了许多人的概念。“所以他到儋州,尽管道尽途穷,但他依然坚强地、灿烂地、顽强地萌发着自己的信念。”
学会与怨气和解
“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桄榔庵遗址
桄榔庵,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住了三年的处所。抵儋之时,苏家父子原本住在官府的房子里,后被上司逐出,东坡父子无室可居,处境十分凄凉。于是,在当地官民的帮助下,苏东坡在城南的桄榔林建房,并将茅屋命名为“桄榔庵”。
“我墙东北隅,张王维老谷。树先樗栎大,叶等桑柘沃。”在桄榔庵的岁月中,苏轼写下一首《宥老楮》,记录了住所的一棵巨树。这棵树长得极为茂盛,不仅遮挡了苏轼的光线,还阻挡了他的道路。
“苏轼撸起袖子拿起斧头,想要把这棵树伐了。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一种桑科类的树木,它的皮可以造纸,果实可以食用,果实的汁液可以敷面,叶子还能去火消炎。”
于是,苏轼扔掉了斧头,“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在李盛华看来,这也表现了苏东坡的一种和解与宽容。
“这句话意味深长,为什么?因为东坡在与王安石的改革派保守派之争、新旧党争、元祐党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争,还有各种各样的门阀之争……东坡一直深陷泥淖,得罪了无数的人,所以天下人有时候要迫害他。”
可在一棵树之上,苏轼明白了怨气是可以转化的,也能以德报怨,何以非要以牙还牙、纠缠不休。
“这首诗歌在儋州写的,你就可以明白,最后他为什么会和王安石和解,和司马光也和解,甚至和最尖锐的‘仇敌’章惇也和解了。”李盛华说到,苏轼有一句名言,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这句话的宽阔胸怀,是发现人之美,而不是人之恶;是发现人之和,而不是人之斗。“我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他真的是在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问题上,做到了大彻大悟,做到了通透。”
回望人生功业
身陷沼泽才能仰望星空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离开海南,北返中原之时,苏轼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回顾了自己几起几落、坎坷不平,又连遭贬谪的一生。诗作完成两月后,苏轼便与世长辞,卒于常州。
回看苏轼的人生之路,曾是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又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可在他总结自己数十年的宦海浮沉时,他却认为自己生平的功业,是在三个贬谪地,是他人生的失意之时。李盛华说,这是苏轼对自己的“盖棺定论”,是他给自身最后的评价。
“苏轼未提自己官至三品,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也没有说是中国豪放派的词圣,更别说是中国文人的‘天花板’,是举世闻名的东坡居士。他没有自夸,也没有吹擂。他的功业,是在三个流放地。这就意味着,真正的苦难反而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灵魂。跌落最低谷时,才能仰望星空。”就像梅花,香自苦寒来。也像苏轼,跌落谷底,也会绝处逢生。“只有最接近人民,只有受了苦难,才会有觉悟的崛起。”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
李盛华还说,在儋州之时,苏轼从曾经的豪放派诗人,变成了田园诗人,因为他遍和陶诗,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又从三品高官士大夫,变成了农夫,外出时偶遇大雨,他从农人家借来斗笠和木屐,惹得妇人小儿相随争笑;还从翰林大学士这一皇帝太师,变成了乡村教师,在载酒堂中讲学,为海南培养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
“朝廷的一张张贬谪诏书,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