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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寻找可以借鉴的传统文化
做事情要讲究证据，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司法认知，在很多案件中，证据甚至决定了整个案情的判断，最近几年，随着先进侦查技术的增多，寻找证据的方式更准确，很多过去审判的错案被揪出，对司法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过去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并非一句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一直以来证据制度不完善是重要的因素。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清政府被推翻后，民国政府开始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他们的证据制度，使得我国的证据制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改革开放后，再次对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因为我国司法程序及诉讼制度与西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并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他们的证据制度。
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证据问题，如何能够找到一条彻底解决现代司法过程中证据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在陷入迟滞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古代历史的证据制度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得到一些启示呢？
本文以《水浒传》为背景，讲解一下宋朝的证据制度，严谨一点来说《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里面讲述的很多有关社会、法律层面的内容都是取自元朝时期，似乎用宋朝的历史知识去解读会存在一些偏差。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然而《水浒传》却是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学名著，里面的很多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我用水浒中为人熟知的实例进行解读，相信会让大家更了解宋代甚至整个古代的历史。
宋代时期在证据制度方面相比于以前的朝代，在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宋代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重视
中国古代判案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只不过在宋朝之前，限于人力和技术的阻碍，想要断案很多时候都靠察言观色，高明的审判官员往往通过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来断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技术断案。
在喜剧《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最后审判常威的时候，就是依靠欺诈的时候逼迫常威说漏嘴，最终破案。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然而这种过于主观的判案形式，终究是存在诸多问题。
在宋朝时期，因为科学技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很多先进的技术都被用于案件当中，这为司法实践中提供足够的证据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宋代的司法实践中，尤其重视证据。
没有证据的案件是不可能受理的。
武松在得知武大被人害死后，在取得了何九叔和郓哥的人证、物证到官府报官的时候，知县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而不愿审理此案。
知县的说法是：“捉奸见双，捉贼见赃， 杀人见伤。”“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後之言，岂能全信？”然而，知县拒受理此案也是因为武松证据不足，当时主管刑事案件的狱吏又补充道：“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 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
由此可见宋代对证据的重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很多案件根本没有办法结案，就像武松这个案件，你没有足够的证据，知县老爷都不给你开堂。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这也体现了宋代司法实践中的审慎性原则，尤其害怕判错案，所以极其谨慎，在刑事案件中必须找到凶器和尸首等相关物证才能定案；在民事案件中，也必须以契照为主。在《水浒传》中的很多凶杀血案中，官府必须找到杀人凶手和凶器及被害人尸首后才能定案。
可以对证人进行拷问的取证方式
在上一篇文章中，纵横以武松杀潘金莲为例，浅析了古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中，郓哥作为跟随武大郎去捉奸的重要证人，武松前去找他到官府作证的时候，郓哥说了一句：“只是一件， 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
看过水浒的都知道，郓哥跟这个案件是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陪武大去捉奸而已，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证人，可以说对整个案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竟然说了一句，要打官司，我先要安排好自己父亲的养老。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很多人说郓哥是一个特别奸的一个人，其实郓哥的担心并无道理，武松给了郓哥五两银子，这个时候郓哥心里想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待他吃官司也不妨！”
也就是说，在宋代沾惹上官司，很可能要纠缠个三五个月。
宋代时期也很重视言词证据，前面已经说到，古代判案的主观因素性强，到宋朝时期，有时候被告人不招，案件就无法结案。
在审判宋江的时候，宋江也是招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听闻十分高兴，且叫收禁牢里监候，这个案件就可以完结了。
在武松杀人案升堂的时候，先是王婆说了供词，才继续进行，到东平府的时候：“四家邻舍，指证明白。又唤过何九叔、郓哥，都取了明白供状。”
为何郓哥会害怕经官呢？《宋刑统》规定：诬告人者反坐，所诬属流以下罪，则视前人已拷未拷而决定反坐罪之等级。也就是在询问证人的时候，是可以拷问的。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这样的做法，虽然也很多弊端，但是却加强了证人证词的真实性，避免了虚假证据的出现。
在《宋刑统》中规定“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三人证实，三人证虚，是名疑罪”。三个证人以上，甚至可以定罪，而三个证人同时证明无罪，最后这个人就没有坐实犯罪。
宋代物证的法律效力高过言词证据
除了言词证据外，宋代时期更加注重物证，实际上物证才是宋代司法实践中相比于前代更为突出的地方。
一般而言物证包括物品、痕迹和由人的身体构成的实物证据。宋时的物证称为“赃”、“物”，有时泛指的“证”、“证会”也包含物证。
南宋法学家郑克在《折狱龟鉴》中写道：“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证以物，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尽管宋代断案的时候十分重视口供，但是在宋朝时期，更加强调“人证物证具在”，并且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口供，也可以根据这个进行定罪。
《宋刑统》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由此可见，在这里物证的作用是超过口供的。
在高太尉陷害林冲的案子中，先是卖刀给林冲，然后又骗林冲到白虎堂，林冲是的教头不过是军中小吏，自然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因此拿着宝刀就来到了白虎堂。最后判决林冲的时候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这个时候林冲是不可能招认的，官府却不管那一套，擅闯白虎堂有可能是按照军中的法律来看，没有代表性。
武松孟州被张都监陷害的时候，也是先搜武松的房里有没有赃物，最终找到一二百两赃物，武松必然不肯承认，“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说。众军汉扛了赃物，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
以《水浒传》中的法律案件为例，浅析宋代证据制度的一些特点
由此可见，宋代的司法活动中，物证逐渐成为比口供更具效力的东西。
在《水浒传》涉及的诸多的凶杀案件，官府如若要定罪，则须寻到凶手，既要犯罪嫌疑人的亲口供述，还得找到相关的作案工具，被害人的尸体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