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如果以道德为准则治理国家，自己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自己的位置，其他星辰都环绕之。”
自古只有“马上打天下”没有“马上治天下”，一般都是“武能得天下，文能治天下”唐太宗就是这样的文武全才。唐太宗选择以文德治国，以身为原则，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最终做到了“四夷来朝，八方来贺”。
今天当人们提起唐朝时会想到的是绚丽多彩的诗歌，以及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大批个性鲜明、 才华横溢的士人，那种感动，刻骨铭心。无论是当时，还是千年以后的今天，对于唐朝，无需多说什么，只要一提起它的名字，轻轻的一句“我是唐人”——便会引来敬仰的目光。就像《西游记》里唐僧拜访其他国王时的第一句介绍：“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如果东土大唐没有那么出名，唐三藏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底气的。
盛世就这么简单，让老百姓感受到，让世人为她自豪，千言万语的介绍都凝结成这么一句朴实无华的话，不需要更多的说明来画蛇添足，就在那一瞬间让你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盛世。
从东汉灭亡直到唐朝建立，这期间建立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政权，但是没有一个政权实现稳定和繁荣。在唐太宗之前的统治者没有好好总结这其间深刻的原因，而是一味强调用“重典”治国，虽然“重典越来越重，但国家却灭亡得越来越快。唐太宗看清楚这段惨痛的历史，在魏征的开导下面，他醒悟过来，认识到根本的原因不是“重典”不够重，而是这条道路根本走不通，必须改弦更张。唐太宗是东汉灭亡以来第一个彻底觉醒的领袖。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发动了一次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理论讨论，召集群臣一起讨论，确定出以后一起走的路。
为什么要一起讨论呢？重要国策要改弦更张不能光靠几个领导人的觉醒，而百官还停留在旧的模子。要推动历史性的重大改革，就要统一百官的言论、思想，形成上下一致的局面，才能顺利推进新的政策。
这场辩论最后确定了唐朝要以文德治国，这在《贞观政要》中写得很清楚，《君道》里说做君主的必须先让百姓吃好住好，不能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养肥自己。不能说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喂自己的肚子，这样肚子饱了，人却死了。若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把自己站正了，没有身正而影子斜的，也没有上面治理好了而下面依旧混乱的事儿。
《论语》为政篇开篇就以领导需要“德”来阐述德的重要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也是关于领导道德品性的重要诠释。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里唐太宗说：“周朝和秦朝最初得到天下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周朝一心一意推行善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有800年的基业。而秦朝恣意奢靡，采用重典，惩罚太重只维持了两代就灭亡了。还有桀和纣虽然是帝王，但是人们觉得他们都不配当匹夫；孔子的弟子颜回和闵损，人们都很乐意用帝王来形容他们。我总以此来做借鉴，还常常害怕做不好，被后人笑话。”
从唐太宗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以史为鉴，自我警惕，从历史看到的不是权谋手段，而是总结形成盛世的原因。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在相当长的时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家少作为，轻赋税，促使社会经济和民生的恢复。这和秦始皇的做法完全相反，秦始皇认为他是千古一帝就要有大作为，什么修长城，建秦宫，但是他应该想到百姓们刚刚经历完战乱，生产力还没有恢复，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没有着落，怎么能帮他营造千古一帝呢?
实行仁政，以文德治理天下并不是说唐太宗是弱者，唐太宗打天下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连毛泽东都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是毛主席对李世民的最高评价。
为什么刚经历乱世后建立的国家不能用“重典”呢，因为乱世无常，人们在经常性的战乱杀戮中已经非常厌恶动乱，人们无时无刻都在担忧自己的性命，盼望安定。人们盼望有能力的君主来给他们带来和平，远离杀戮，就像大旱望雨，饿汉盼食一样。但是如果来了一个重用惩罚的君主，人们还要担心自己的性命，那么人们应该不会跟随这个领导者的。
以“文德”治理天下这里说的“德”，并非仅指品德，还包含了治国的准则。如果比喻成公司管理，其实有企业文化、企业规范的部分。领导者的德行是最基本的要求，此外对于治理国家还要有正确的思想与良好的行为规范，这样大家就会拥护领导者。
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做到“以德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国家都是乱权当道，谁有权利谁就可以胡作非为，百姓自然很难遵守道德，他们可能被政权逼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