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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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一批宋朝背景影视剧的出现，宋朝热悄然兴起。有意思的是，三部热播宋朝剧《清平乐》《大宋宫词》《梦华录》中都出现了一位女性：刘娥（969-1033）。她真名不详，“刘娥”只是民间流传的名字。她是宋真宗的皇后，宋仁宗的养母。这位历史上著名的皇后首创“垂帘听政”，手握实权长达十一年（包括宋仁宗在位的前十年），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三侠五义》到《梦华录》，难怪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都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云军诙谐地用了几个影视剧标题串联起刘娥一生的故事：“刘娥的早年是一部《天涯歌女》，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在遇到宋真宗后可以说是《风月俏佳人》，宋真宗的一生都很宠爱刘娥，两人感情甚笃，这就是一部《东京爱情故事》；最后成功登上人生巅峰，就变成了《至尊红颜》。”
近日，刘云军的新书《隐秘的女皇》出版。他在书中追溯了这位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女子如何一步步走向皇后之位，并且攀上了帝制时期一位女性在称帝之外能够抵达的权力巅峰，为宋朝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开创宋朝皇太后摄政的先例，确立北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日前，刘云军与《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作者、文史作家张向荣以“‘北宋武则天’刘娥的逆袭人生”为主题进行了一次对谈，从刘娥的传奇人生谈起，对比了两汉与北宋在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并与听众分享了他们对大众历史写作的心得体会。
《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刘云军 著
天地出版社 2022-7
刘娥其人：“逆袭大女主”和宋代理学迷思
元朝人在《宋史》中这样评价刘娥：“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司马光称赞刘娥，“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在刘云军看来，刘娥之所以能以女性统治者的身份在正史中获得如此正面的评价，是因为她虽然有武则天、吕后的才华，但没有她们的野心，在主政后因势利导，帮助朝政平稳进行。
但追溯她的人生历程，我们会发现刘娥的一生充满了偶然性：刘娥出生于四川，如果不是因为来东京（开封）卖艺，她永远都不会邂逅宋真宗；如果不是因为宋真宗此前就对四川女子有很好的印象，他也不会注意到刘娥；如果不是因为刘娥的前夫龚美是一位银匠，与京中的达官贵人打交道，刘娥也不会有与宋真宗接触的机会……
而当所有的偶然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必然。刘娥有才华，善于揣摩人心，牢牢抓住了宋真宗的心，即使宋真宗的父亲宋太宗主张将刘娥送走，宋真宗依然悄悄地与刘娥私会，直到太宗驾崩，把刘娥接入宫中正式纳为妃嫔。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章穆皇后郭氏因病去世，其子悼献太子赵祐也已夭折。后位空悬，继承人没有着落，刘娥抓住了机会。她先是在宋真宗的帮助下伪造了武将出身，将前夫龚美改为刘姓，算作自己的哥哥；后是借腹生子，将手下的宫女送去服侍宋真宗，将她生下的儿子（即宋仁宗）接到身边亲自抚养。经过一系列的铺垫，宋真宗终于将刘娥扶上后位。
刘云军表示，虽然刘娥很符合“逆袭大女主”的人设，但看惯了爽文的读者在读《隐秘的女皇》时恐怕会有些失望。刘娥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虽都处于权力中心，或被动或主动地参与了政治斗争，但她的人生并不像宫斗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了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宫斗情节。“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就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历程有低谷也有高潮，有不幸也有快乐，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刘娥就是这样一个有一些缺点，不够完美，但很鲜活的形象。”
张向荣认为，刘娥在今人眼中是一个有些不可思议的历史人物——不仅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平民皇后，在嫁给宋真宗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史。有过婚姻经历的女子成为皇后，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刘娥一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在嫁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之前也嫁过人，并且生育了一个女儿。张向荣认为，这些事例有助于冲破我们对古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古代女性所受的系统性和普遍性压迫并没有我们通常以为得那么深，有过婚姻经历的女性仍然有可能进入宫廷，甚至成为一国之母。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不仅将后位交给了刘娥，还允许刘娥更改前夫的身份，将前夫纳入娘家的支持力量。刘云军指出，这件事不仅得到了宋真宗的许可，也没有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我们对宋朝的一个刻板印象是理学禁锢人的思想、推行保守的性别观念，但其实理学在宋朝很晚才出现，直到南宋末期才在整个社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从刘娥的故事来看，我们可以说，北宋初期的社会心态是比较开放的。
两汉与北宋的区别：从谶纬祥瑞和外戚干政
刘云军在《隐秘的女皇》中所关注的宋真宗朝和张向荣在《祥瑞》中所关注的新莽时期，有两个看似共通的元素：统治者对谶纬祥瑞的痴迷和外戚干政的威胁。两位历史研究者围绕这两个话题展开讨论，向听众解释了两汉与北宋的区别。
张向荣指出，由于科学水平较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足，古人往往将地震、日食、月食等异常现象解读为灾祸或祥瑞，两汉期间神鬼氛围浓重，谶纬祥瑞之说较为流行。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儒学被融入帝制、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融入了一些宗教神秘主义元素。西汉中后期，带有政治目的的谶纬之说开始大规模出现，新莽时期进一步扩大化，并在随后的东汉到达高峰，甚至支配了魏晋时期的一些禅让。但到了隋唐时期，谶纬逐渐被官方禁止。张向荣认为，这是因为帝王普遍意识到谶纬祥瑞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强化也有可能削弱执政合法性。某种程度上来说，像宋真宗这样看重祥瑞、用“东封西祀”来证明皇权威严的君主是比较反常的。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张向荣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
张向荣提醒我们注意，虽然有研究显示唐代的官方天文学家已经能够预测日食月食，它们直到清朝都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现象，发生之时朝廷不可等闲视之。从这个角度而言，他认为宋真宗的封禅与其说是宋人的“迷信”，不如说是具有强烈动机的政治作秀。
刘云军同意张向荣的观点，认为宋真宗主持“东封西祀”主要是为了昭示天命所在，尤其是军事方面落入下风，不得不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宋真宗有一种强烈的证明自己的渴望，“他希望通过天书封禅来证明，虽然可能军事上不如你，但我是天命所在，这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刘云军认为，无论是宋真宗本人还是当时的儒家士人，应该都并非真心相信祥瑞存在，他们看中的是借用祥瑞实现政治目的。
刘云军指出，传统观念普遍给予女性统治和外戚干政负面评价——在古代政治的男权语境内，女性是没有参政权利的——但不可否认，女性统治和外戚干政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皇帝驾崩，幼子登基，新皇帝难以独自行使职权，需要有一个代理人来辅佐。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后（新帝的母亲）比托孤大臣或皇室宗亲更为可靠，因为后者有可能滋生野心、威胁皇权，而根据传统中国政治理论，女性走上前台“牝鸡司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女性统治者因为无法直接统治，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男性外臣，一般会认为外戚更为可靠。所以女性只要临朝，外戚就受到重用，成为了一个常见现象。
相较而言，宋朝是一个外戚干政现象不太突出的朝代。刘云军指出，两宋时期太后临朝往往也伴随着外戚掌权现象的发生，但和汉唐相比，宋朝的外戚要收敛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女主和外戚的权力，导致在后世人看来宋代的女主和外戚看起来没有那么显眼。另外，宋代的女主其实在保障赵宋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刘娥保护宋仁宗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南宋孝宗的皇后在孝宗之子光宗禅位于宁宗时也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应该用更客观的态度来看历史上的女主外戚。”
张向荣表示，外戚干政的话题揭示出，同一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现出很大的不同。两汉时期的外戚干政现象比较严重，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西汉，外戚介入政治可以说是皇权制度设计的内在组成部分，皇帝为了集中权力，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相抗衡，依靠外戚力量去做其他情况下不可为之事。汉武帝时期，外戚参政的现象就已非常普遍（卫青、霍去病这些名臣严格来说都属于外戚），到了西汉中后期，后族内的男性往往会出任大司马来辅佐皇帝。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就是外戚篡权的威胁，王莽就是凭借外戚的身份颠覆了西汉，自立新朝。到了东汉，刘秀之所以能快速战胜其他皇位竞争者完成国家统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向当时的豪族军阀进行了权力让渡。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汉桓帝之前历任皇帝的皇后和外戚几乎都来自早年帮助刘秀复兴汉室的耿、马、阴、邓、梁、窦六大家族。“基本上来说，在汉桓帝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寡头制的独特机制。”
“到了宋代，前有两汉外戚，后有唐代外戚，宋代的士大夫、统治者，甚至皇后外戚自己也能通过这种不断的历史教育，对之前历史上发生过的同类现象做出回应。”张向荣说。
谈大众历史写作：以读者为本，以真实为前提
在对谈最后，两位历史研究者还就大众历史写作的方法与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云军认为，大众历史读物写作首先要考虑的是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为此写作者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在文言文的处理上注意尽量不要过多引用原文，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对一些当下读者比较陌生的古代术语要做出简要解释。
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刘云军强调，大众历史写作不能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即人物性格的塑造要从历史资料中来，而不可为营造某种鲜明突出的形象而随意改动。他表示，自己也曾听读者抱怨说历史读物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过瘾，但这就是历史或者说人生的常态。即使是二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如果我们去看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会发现这位堪称左右了历史进程的国家首脑每日做的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批阅文件，思考问题，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像电视剧那样每一集有一个小高潮，两三集一个大高潮，看着很爽，但实际上这不是现实中人的生活。”
张向荣表示，大众历史写作就是历史非虚构写作，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同一位作者在处理不同的题材时也会运用不同的写法。但有两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第一，写作所依据的史料必须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并不意味着毫无争议，随着史学发展新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会推翻既有的研究成果，而是意味着写作者不能毫无根据地虚构内容，“有多少史料，就说几分话”；第二，写作者需要以读者为本，尽可能为读者展示最前沿的历史研究成果，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对历史的认识。
关于阅读历史的意义，刘云军的看法是，历史能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真实发生的事件和古人的生活，并且意识到时隔几百年、上千年的光阴，古人和今人一样拥有相近的想法与情感，“所以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我们今天能够用心体会到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人生的悲欢离合获得一些启发。”张向荣则认为，“以史为鉴”能鉴什么，不是写作者能回答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观感，“我觉得能够让读者琢磨点事儿，这个就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