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十分完善，留存下了大量的买卖契约文书，从唐五代买卖契约文书本身内容出发，对契约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得出唐五代买卖契约所反映出的法律文化，以丰富古代买卖契约研究成果，从而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唐五代买卖契约的认识。
契约制度作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源远流长。它的产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开始，契约是自然产生的，契约是自然法，民法是制定法。买卖契约作为常见、普通的契约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买卖，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指使用价值的一种交换。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人类经济生活中，由于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就存在着物物交换，据考古发现，在内陆生活的一些原始部落遗址中，常常能见到一些来自海洋的贝类饰物，这些应该都是通过原始的交换方式而获得的。但是在这一阶段，尚不存在着买卖行为。
当社会发展到有了剩余产品、社会出现贫富分化时，也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货币，如贝、布、刀、钱等。货币具有一种通行的社会价值，只有通过货币这种通行社会价值衡量的交换行为，才能称之为买卖。
买卖是对人们所有权的一种认定。原有的物资占有权，转移给他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买卖这种方式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买卖行为又是建立在，个人对物质的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因此，买卖行为或买卖关系，是私有制出现以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买卖契约是买卖行为的物质载体，伴随买卖行为而出现。早在商周时代，我国便已存在这种规范。涉及买卖，均以券书作为凭证，一旦发生争议，可以券书来理论。券书在古代常被称为质剂。
由此可知，古代买卖交易中，买卖双方所立的券书被称之为质剂或傅别。所立券书都是将相同交易内容，在同一简牍上书写两份，然后将简牍从中间破开，买卖双方各持一份。
而傅别又或称符别，是由当事人在简牍中间亲手书字，一剖两半，只有当两片简牍相合时，才能完整显现当事人所书字，现代合同中的骑缝章类似于古代该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增强券书的可信度，防止对方更换券书内容或否认券书内容，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秦汉时期，券书、券或市券是常见的买卖契约，将买卖契约作出书面形式，已成为人们的习惯。这是一件买卖奴隶的契约。意思是官府命少内、佐按照市场标准价格在县丞面前将丙买下。丙是身体正常的人，其身价若干钱。
从上述买卖事例来看，秦律处理的大部分，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买卖关系。这种官、民之间的买卖关系看似表面地位是平等的，其实实质上二者地位并不平等。因为民间买卖双方对交易物是自由议定价格，而官民之间只能以市正价成交。
所谓正价，是官府单方面用政府行政命令强行规定的；作为百姓只能屈从于官府规定，因而官民之间的买卖实质上是不平等的。
两汉时期的买卖契约文书中，除了载有买卖标的物、价格、付价方式，还把旁人即见证人姓名，都写在了契约之上，以防日后出现纠纷，官府或其他调解人取证的困难。另外有的契约的成立还设有一定程式，即有的契约在契尾处写有沽酒的字样，当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及证人、见证人为契约成立庆贺，或为立契所需而必须举行的仪式。
两汉买卖契约所体现的内容，表明其立约技术在当时确已达到相当水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买卖契约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债的形式。当时买卖的标的物包括土地、房屋、奴婢及一般生活资料等，买卖行为可以由民间自由进行，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同样可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经常地参与买卖活动。
在一般买卖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是作为平等主体出现的，双方需共同遵守公平、自愿、无欺的原则，禁止强买强卖，短斤少两。一旦买卖关系成立，双方需依约定履行义务，这是商品交换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贵族政体下，百姓的民事权利是难以保障的，权贵阶层在政治上的特权同样及于民事领域，强占民田、兼并土地，普通商旅被抄劫之事经常发生。正常平等自由的民间往来被强权所践踏，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非常常见。
隋唐五代时期，买卖契约是为主要的民事契约，关于买卖契约成立的实质要件，唐朝的法律强调双方必须合同，即双方达成合意。《唐律疏议•杂律》律疏解释买卖行为两不合同即为犯罪。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也往往有二主合同立契、两合立契之类的惯语。
涉及买卖契约的主要内容，也可从出土的契约文书中窥见端倪。买卖契约一般都具有关于标的、价金、期限等约定。在多种多样的约定中，突出的莫过于各种担保约定。
比较常见的担保约定为悔约担保，唐代在这方面仍沿袭北朝以来的惯例，各类买卖契约之后几乎都有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者的条款，所谓一罚二可能指的是对首先反悔者，要处以相当于标的二倍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