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民营企业浪花聚成浪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它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各地陆续公布的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对国企民企的平等对待。
谈论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怎样才是真正平等对待国企、民企？
“当前怎么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们是事关民生共富和国家竞争力，事关全局、事关整个中国发展的基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道。
刘尚希指出，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其根本在于要厘清对它们的认识，“民营企业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政策问题、营商环境问题，根子在认识上。”
此外，刘尚希强调，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在法治上要加强。要对部门政策的合法性进行一致性评估，符合法律要求的要保留，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仅仅从部门的角度做出的一些所谓强监管，就应取消，只有法治才能给人们稳定的预期。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两个毫不动摇”，有何特别意义？
刘尚希：从当下来讲，主要是经济存在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不稳”三重压力，三重压力其实更多表现在民营企业身上。三重压力中的预期不稳是全方位的，突出表现在民营企业上。
民营企业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民营企业的预期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尤其是从全球创新竞争力来看，我国能在世界上入围的创新型企业都是民企。民企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从根本上影响就业民生，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全方位的，而且这无法由国企的发展来替代，否则，就无须改革开放和搞市场经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如何让民企预期有根本性的改善，这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续和发展活力这个大局，事关2023年以及以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国家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当前怎么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们是事关全局、事关整个中国发展的基础。
中央一直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对民企真正做到平等对待，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
澎湃新闻：其实高层一直在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但今年特地放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中，如何理解？
刘尚希：以前商品物资短缺时，对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全社会还是有共识的，但是后来随着产品的渐渐丰裕，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比如“民营经济退场论”，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认知，似乎是过去穷的时候需要民企，现在不需要了，这明显是与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唱反调，与宪法相悖。社会上有的观点依然承袭老一套，把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结为资本的善恶问题，上纲上线来加以批判，而不是从法治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决，这种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的预期、对还要不要继续发展的信心影响非常大。
社会上为什么近几年来总是有这种针对民企上纲上线的一些舆论观点和看法，与中央精神、宪法唱反调？这是值得社会各界深思的大问题，事关中国未来。
澎湃新闻：您认为背后有哪些原因？
刘尚希：我觉得首先是理论问题，就是我们应怎么看待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作为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从中央文件上看，应当说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解决了。但是，很多人在理论上实际还不是很清楚，有的观点还是按照传统的理论逻辑在解释和认识民营企业。
怎么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是第一个理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长短，不是由我们的观念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生产力状况。
另一个理论问题，是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包括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怎么有机结合，国企、民企怎么平等竞争，怎么融合发展，比如混改，就是民企、国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混合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不分所有制性质，都是平等竞争。中央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实现？在理论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来配置资源，依靠群众来创造财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在现实实践中，依靠改革开放。国企要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其作为市场主体，和民企、民资应当平等竞争。但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还存在不彻底、思想解放得不够的问题，这需要优先解决。
第三个理论问题，是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的关系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所有制的内涵不再是以实物形态的所有权为核心，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私和公的问题，而是转向了以物权、债权、股权等多元形式、多元主体混合存在，并高度社会化的个人所有制。如果从已经社会化的个人所有制的角度去理解民营经济的发展，我想我们可以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
若是彻底解决了上述三个理论问题，就可以转变一些误解，形成更大的社会共识，对民资、民企偏激的看法就会大大减少。
强调平等对待民企国企，前提是要平等认识，没有平等认识，就会厚此薄彼，“三门”现象（旋转门、玻璃门和弹簧门）也始终难以根除。比如给民企和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在追责问责上是有区分的，这种不平等对待并未写在文件上，但在金融资源的获取机会上就会不平等。
澎湃新闻：谈一个具体问题，近期，有地方官员提出要给企业休养生息的空间，如何真正能让企业休养生息？
刘尚希：“休养生息”的含义更多的应是在预期层面上，即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从税赋的角度看，这几年减税降费已经达到一个历史高点了，从这个角度去谈休养生息，可能没有多少空间了。
我们在对民营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他们关心的不是更多的减税降费，而是在预期上、政策上怎么更稳定，发展上更放心，现在带着种种忧虑，预期尚不稳定，研发、投资都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得病”。所以，有地方提出“休养生息”，是指打掉各种禁锢，减少各种不确定性，让民营企业真正安心。在“安心”两个字上做文章，要从营商环境、社会舆论等方面去着手，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大环境好了，民营企业的干劲自然而然就会迸发出来，这比任何政策刺激都更有效。
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法治化方面要加强，一些部门的“土”政策要少出台，要对部门政策的合法性进行一致性评估，符合法律要求的要保留，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仅仅从部门的角度做出的一些所谓强监管，就应取消。只有法治化，才能给社会稳定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