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 | 探寻宋代方志的成型轨迹
方志丛谈
宋代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方志初步定型时期。官方确定的文化形式由宋初的图经转变到图志，再转变成方志，其发展过程极为曲折。
原文 ：《探寻宋代方志的成型轨迹》
图片 |网络
准备期：“地理之书”
宋初，朝廷关注地理疆域，将图经编纂视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以“图经”为命名的方志前身得到朝廷重视，沿袭唐代的定期呈报图经的制度。州县上呈的图经大多为胥吏依朝廷定例所编纂，朝廷则汇编图经总集和全国区域图志。图经是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地理之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修天下图经，卢多逊奉诏出使江南，得江南诸州图经；八年，宋准等修定《开宝诸道图经》（已佚）。
“地理之书”的宏观视域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及“天人合一”观念相契合，其内容包括地理特征、地域人群流动和物资生产等，反映人们对天地人关系的认知。宋代地理之学集中关注地域空间的山水构成，并上升到形而上层面，探讨五行生克、阴阳制化等地理学术问题。地域版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举凡版图之拓展、疆场之征战、边防之巩固、土地之经界、日常之行政，皆需要发挥地理之书的经世致用功能，从整体上把握全国的地理山川、风俗民情，有利于宏观上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有利于法规的出台、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合理调配。其影响延续后世，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丰富理论，编纂以地理之学为根底的方志。
突破期：图与经的分离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至大中祥符年间再次大规模修纂图经。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宗谔等编纂《祥符州县图经》，为统一类例的图经总集。李宗谔提出“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标志着图经从地理之书开始向方志过渡演变。人文历史的相关记载渐次进入图经，改变了原本的图经结构，脱离了纯粹的地理之书性质，渐渐呈现为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两分的主体结构。如熙宁九年（1076年），宋敏求纂《长安志》，关注了宋代都城长安的历史文化。
图与志分开成卷，为图经向方志转变提供了书写空间，符合北宋道学“究天人之际，察文物典章之归”的学术方向。一是从形而上的整体上构筑“方域世界”成为可能，儒家士大夫通过图经寄托自身观古今知通变和胸怀天下之志的追求；二是表达了对天人之道的学术成果和博物洽闻的知识广度；三是视方志为经世致用之书，尽可能提供地理、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基础性国情、地情资料，为朝廷诏令发布提供依据；四是内容拓展到艺文领域，体例有了突破的趋势；五是雕版印刷术等技术的实现，使新儒学的文字相较于地图，更易于广泛、快捷地传播。
融合期：方志的地方化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创置九域图志局，是负责图经管理与编纂的官方实体机构，标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成立。其仅存13年，但对方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图志”的体例从目的、内容到形式都突破原有框架，图志的形式显然为各方所接受；图志资料系统化、公开化，向社会公开传播。
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主体发生重大转变，由以前地方按诏令上呈中央资料，编纂全国地理之书，转变成由地方政府履职负责，编纂郡县方志。方志的地方化具有突出的时代进步意义。其一，从时空两方面具体而微地搭建方域世界，构成多姿多彩的方志文化。士大夫不拘一格地实现方志体例创新。其二，有利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精神的传递，反映儒家的理性思考，并积淀成为地域文化的深层根基和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三，执政者了解当地风俗民情有了完整的信息来源，有助于地方的生存发展。其四，方志成为地方文化的标杆，统领地方文化。
定型期：方志的定型
南宋中后期，江南各地开启方志编修，既是济世经邦和地方治理所需，更是战时所需资源。另外，学者博物洽闻、格物穷理的文化追求，学术自觉意识的提高，乡邦意识的加强，是方志发展的内在动因。这一时期，出现了平列门目体、纪传体和纲目体为体例的相对成熟的定型方志。平列门目体以范成大《吴郡志》为代表，这一体例在已有图经基础上形成多门类并举形式。纪传体以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代表。纲目体以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为代表，纲目体是在大类下设目，以纲统目。
方志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也受到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宋代是官方由图经为主过渡到方志的转变定型时期。朱熹创立“理学”，被确立为宋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南宋学术多元的局面，从而使方志成为官方统一的新文化形式，方志逐渐成为地方的文化标杆，社会其他文化形式加速向方志靠拢。方志实践也逐步形成举纲目、定凡例、集材料、重考订、严编纂、发微旨、维秩序的编纂方式，方志理论向纵深发展，至南宋中后期，方志初步定型，完成了方志在宋代的历史分期进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36期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
丛谈 | “可据性”与“可读性”：年鉴编修的核心
丛谈 | 方志助力地域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