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有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行军打仗一事，没有固定的套路，更多的是需要将领在面对不同的情况，保持头脑冷静，运用灵活的策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君令并非不听，只是征战在外，难免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将领便需要充分发挥手上的自主权，有时甚至违抗皇命以获取战争的胜利。
历史上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但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一样。譬如周亚夫，他的军营，只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但是，他遇上了足够开明的汉武帝，不仅未被责怪，还被誉为“真将军”。而对于宋太祖来说，哪怕是心腹爱将，在得知张琼不循规蹈矩，而是“蓄部曲百余人，恣作威福，禁军皆惧”之后，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其处死。
“太祖用心，尧舜之心也”；“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偕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这是时人对宋太祖的评价，由此可知，赵匡胤是一个英明神武，宽仁大度之人。可是，为何对武将的防范却如此草木皆兵？哪怕一点风吹草动，也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想要解释赵匡胤对武将的态度，必须要彻底地了解武将之于赵匡胤的意义何为。
一 唐朝与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
“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判将而无判州”。这是柳宗元对唐政之失的评价。唐初，唐高祖李渊恢复前代府兵制以管理军队；在唐太宗时期，经过一番改革，军队的调度更是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破坏了府兵制实行的基础，致使募兵制取而代之。在替代之初，募兵制有“出攻入守，上下一志”的优势。与府兵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是识将，将不知兵”的特点不同，募兵制的兵是一种职业，由一位将领长期统领。这种情况，将领稍有二心，便极易造成地方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军事力量。
此外，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点——安史之乱。追根溯源，是建立在募兵制的基础上，致使边境地区形成大权在握的节度使，从而造成潘镇割据引发的动乱。到了五代时期，统治者们为了利用武人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对其厚赏轻罚，而对不法行为选择视而不见。种种现象，令宋太祖发出了“二十年夹河战争，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诚儿戏”的感慨，同时也在他心里埋下了对于武将遵守纪律的必要性的种子。
有鉴于此，宋朝在建立初期，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范高级武将对皇权所构成的威胁。宋太祖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一，以“杯酒释兵权”的缓和手段，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手上的兵权，且用名位低、资历浅但是易于掌控的官员代替。
其二，分权制衡。设置三衙与枢密院互相牵制，谁都无法独揽军政大权。
其三，采用“更戍法”。充分吸取募兵制容易形成将领养私兵的教训，对驻扎在戍边的将领以半年为轮换期，达到士兵不识将军，将军也不识士兵的目的，从而消除将军独揽大权的隐患。
二 宋太祖的亲身体会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有勇有谋,才智无双。在郭威帐下时，协助其征讨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战功赫赫。在效忠周世宗任位期间，显德元年的高平之战、显德三年的征伐淮南、显德四年征讨寿春以及显德六年的北伐，赵匡胤屡立战功，步步高升，到最后检校太尉——最高军事长官。
因此，没有人能比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更明白武将对于政权和皇权的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对武将的任用上面，譬如前文所提到的张琼之死，他的死虽然是冤枉的，但是这也恰好说明了赵匡胤的心结之深。而张琼死后，殿前都虞候一职空缺，赵匡胤竟寻了杨信——一个哑巴，填补空缺。
杨信的百般推脱，不仅不被宋太祖允许，反而还给他升官。追根究底，正如宋史所记载：“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
由此可知，武将优不优秀并非宋太祖的首选，他理想的官员最重要的就是听话，容易驾驭。而这一任用武将的标准，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宋太宗，他曾公然宣称提拔将校的标准首先是能遵守纪律，其次才是武勇。在他看来，皇权要得到巩固，必须使大量阘茸怯懦之人充斥于军队之中，这样才能将军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不至于被武将的权力威胁。
三 防止武将威胁皇权
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是从皇权诞生之时就拥有的三个特点。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不可被僭越，不容挑衅的。但是在宋太祖建国之前，武将专权，拥兵割据，威胁皇权的例子不胜枚举，宋太祖本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正如他自己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要具体解释为何宋太祖如此防范武将，特别是高级武将威胁皇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
首先，周世宗之于赵匡胤，可谓是伯乐之于千里马。如果未曾有周世宗的赏识，赵匡胤能否施展出一身抱负取得成就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哪怕是赵匡胤肩负对其恩重如山的周世宗的托孤，他还是毅然地发动了陈桥兵变。由此可见，在绝对权力的诱惑下，甚少人能够抵挡，作为亲历者的高级武将赵匡胤更是深知此理。
其次，后周旧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立下的战功也不逊色于宋太祖。正如《宋史》有云：“延钊与坤率所部兵按治边境，以镇静闻。”，即此二人也是有勇有谋之人。
而他们与太祖的关系在《宋史》中也有记载：“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湘则南服底定，镇常山则北边载宁可，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如是夫。”，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与太祖的关系也甚是亲厚。但是，伴随着赵匡胤身份的变化，他的心理也在悄然变化着。即便是再亲厚的关系，慕容延钊和韩令坤二人的位置和他们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得不让太祖忌惮——他们也具备“黄袍加身”的条件。
除此之外，石守信和王审琦，他们都曾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的绝对支持者，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也是北宋的开国将领。他们甚至与赵匡胤互结姻亲，却也没有逃过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由此可知，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哪怕高级武将与赵匡胤有着兄弟之情，可与他们功高盖主、末大不掉的权势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最后，君臣关系向来都是错综复杂的，猜忌、怀疑和信任相伴而生。君与臣之间一旦有了猜忌和怀疑，要么是为君王猜忌臣下而将其诛杀，譬如刘邦之于韩信；要么则是为人臣怀疑君王而铤而走险，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
而宋太祖对高级武将的态度是猜忌与怀疑占据主导，他曾经对赵普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此番言语，赵匡胤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可从中窥见一斑。而从罢免功臣，收夺兵权以及抑制藩镇，改革兵制的具体措施中，宋太祖对高级武将的不遗余力的防范，更是将他的猜忌与怀疑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将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他对高级武将虽猜忌多疑，但是对资质平庸、易于控制的武将却是青睐有加。宋太祖贯彻执行任用将领不用才能卓越与经验老到的，而是选用凡才浅识与易于驾驭的人。
因此，他对将帅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不论才能与资历，而是能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例如曹翰，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却始终得不到宋太祖的重视。细究背后的原因，不外乎是宋太祖认为他是不好掌控的武将，若将他提拔，对自己的皇权会产生威胁。
结语
唐末五代时期，武人干涉政治，威胁皇权的现象趋向极端。因此，宋太祖对武将必然是会有所防范的。他的防范措施主要是针对高级武将，即位高权重，不易掌控之人；而对于资质平庸，容易驾驭之人，则是提拔重用。
宋太祖对武将的逻辑，在宋初确实是有利于加强皇权，掌控军权，维持政权稳定。但是，到了后期，这种逻辑导致对武将的防弊思想走向极致，给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通过宋太祖对武将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明白，任何行为都要把握分寸，不可走向极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