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匆匆看完了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改革范围之广,涉及人物之多,影响朝局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从客观结果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最终失败。
一是没有改变宋朝的颓势,理财效果明显,国家储备丰厚,但是没有实现王安石的构想,“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即整顿乾坤,对西夏、辽用兵,收复汉唐故地,令宋神宗成为大有作为之君,令大宋成为大有作为之盛世。经过王安石运筹帷幄和王韶的经略,大宋取得了对河湟地区少数民族用兵以及招抚的胜利,建立熙和路,使西夏形势孤立。但在神宗皇帝发五路大军进攻西夏,结果遭受重大失败之后,北宋再也没有与西夏和辽进行角逐的雄心,偏安心态成为朝廷主流。王安石整顿军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是根据王安石构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来增加收入,很多措施也是为此而设,但新法在取得一定成绩之时,客观上也加重了下等户民的负担,虞云国先生说,本来王安石从抑制豪民富户兼并出发,制定的一些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等,最终却是由下等户的普通老百姓承担。变法的实施过程中已经严重偏离了王安石的构想;
三是随着变法而来的朝局的分裂和动荡,完全葬送了北宋统治阶级高层内部的团结,酿成了皇帝独断专权官僚空前内耗的恶果。新派与旧派尖锐对立,一方面新法的实施,仰仗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当神宗皇帝动摇,变法立即难以为继,其效果必大打折扣,最终内部消耗贻误时机不能长期彻底执行,无所成就;另一方面反对派一有机会即群起围攻,百般阻挠,阵容之强,时间之长,力度之大世所罕见,一大批元老重臣施加影响,造成神宗皇帝左右摇摆,使国家力量分散,朝廷内部激烈内耗,愈演愈烈,无法全力进行改革;而且两派的斗争客观上造成权势独由皇帝掌握,皇帝欲新则新,欲旧则旧,旧有的对皇权的制衡制度失去了作用,为大宋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变法结局既然这样糟糕,首先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大宋王朝该不该来一场变法。
反对派是坚决不主张变法的,对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可恤”的“三不足”理念深恶痛绝,认为一切有“祖宗之法”,大家只要按照以前的祖宗家法行事即可,不能横生造作,改变旧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
当然不是,早在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改革,并有了后来的“庆历新政”,为什么要搞改革呢,因为大宋的内部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即“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带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掩盖了。单单是冗兵一项,当时大宋养了100多万脱离生产的军队,每年大宋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都投进了这个无底洞(有人说比例占到70%-80%,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然而朝廷为了防止武人夺权,防止民间叛乱,一方面毫无节制招兵,一方面这些兵有没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如此下去,国家如何能够持久?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领导和建议下,实施整顿吏治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卓有成效,结果因朝廷保守力量的打击而失败。
到了仁宗晚期,王安石上万言书,初步表达了改革的想法,但仁宗未予采纳。经过短暂的宋英宗四年,时间来到了神宗皇帝登基,国家面临的问题有什么改观么?没有,问题就摆在那里,但是大家都固守着祖宗成法,视而不见。只有王安石,在面对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时,提出国家的种种隐患,并鼓励神宗皇帝改革更张,富国强兵!诡异的是庆历时期的改革派富弼、欧阳修等人,这个时候却变成了保守派,反对新法,以司马光为中心,包括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大批文坛领袖群起而攻之,对内一味因循,逢新法必反,对外一味守成,对西夏、契丹只能维持,毫无进取,尤其离奇的是竟然主张把已经夺取的西夏四寨又拱手归还给西夏,理由是为了让西夏不起疑心,显示宋朝绝对没有进攻的企图,这简直是荒唐!把自己的存亡建立的人家打不打的基础上,那么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经济上一步步进入深渊,军事上萎靡不振,长此以往,国家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在于不该变法,而在于该如何变法,这次变法的成绩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