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晋和东晋的历史朝代划分，既是我国政治中心的划分，也是我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改变，晋朝由北向南迁移之后，封建王朝的各种政策都不断向南部转移，这其中就包括对人才的使用。
隋朝之时，隋文帝、隋炀帝二人皆刻是提高对南方文人的重视，尤其是隋炀帝更是进行了多次南巡查。唐朝之时，从唐太宗李世民到武周女皇武则天，他们对南方文人的重用依然是重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隋唐时期，统治者是如何对南方以及南方的学子进行管理的。
隋朝对南方学子重用的高峰期发生在隋炀帝执政时期，当时杨广在消灭陈朝之后就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才，甚至还破格录用这些人为学士（一种官位）。
这时杨广对江南学子的不断吸纳并不是单纯的吸纳而不重用，受到他青睐的南方籍士人甚至获得了参与政权的权力，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与杨广本身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从与江南的渊源和政治根基来看，杨广出身关陇贵族门阀，但他从小的教育却深受江南人士的影响，就连自己的皇后萧皇后也是南方人士，可见杨广与江南的渊源有多深。
隋炀帝夺嫡之前，他的人生与事业基本都在江南地区，长期任职江南并镇守江都，隋文帝对杨广委以重任也是让他安定江南的政治环境。
因此，不难理解杨广在执政江南期间必然会与江南士人产生一定的交集，而在交流期间也定然会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更是会以南方士人集团为支持。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吧，杨广登基之后不断加大对江南的投入，亦或者说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促进北方与南方的沟通，南方士人也不断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
似乎在杨广看来，隋朝的人才基础不再是关陇士族而是江南的人才，这一点在杨广夺嫡时便有体现。
隋炀帝一直认为他的根基是在江南，即使自己夺嫡失败了也能够划江而治，依托江南士人帮助其与兄长对抗。
隋朝末年，杨广在战乱的情况下依然冒险前去江都，由此也可见他对江南以及江南人士的信任之情，想要依靠江南的基础和力量恢复隋朝统治天下的局面。
二、唐太宗对南方士子的观念
唐太宗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的思想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比如李世民在开府之初便不断吸纳南方士子，根据历史的记载秦王府邸内大约有十八人来自南方，他们皆在弘文馆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与隋炀帝虽然都重视对江南人才的使用，但是他们重用的目的和程度却是不相同的，亦或者说李世民虽重视江南却不重用江南士人。
回看贞观年间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唐太宗对江南士人的使用情况表现在文学府中，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修撰史书、处理一些非重要的文化产业。
相比较隋炀帝对南方士人的重视，李世民对他们的重用程度还是不够，因为在后者的心中关陇和山东士人才是自己的基础，才是治理天下的基石，如此也就形成了关陇、山东集团权倾贞观一朝的局面。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杨广是为了破除“关中本位”的现象，比如他设立科举取士的目的也是如此，就是为了消除关中门阀对皇权的限制与影响。
他统治天下的时候将洛阳化为第二个政治中心，也有这样一层考量。唐太宗李世民重视江南士人的想法便是，以此来稳固江南的局面，给予他们进入官场的渠道消除阶级矛盾防止叛乱，这是一种“关中本位”的手段。
大致意思就是稳住南方的文人集团，以保护关中以及关中周边士族人士的利益，这与唐高宗李渊统治时期的理念非常相似，虽然想要吸收南方文化、促进南北融合，但是又不能够损害关中的利益。
贞观一朝，唐朝为历史文化产业做出的贡献基本都集中在江南士人身上，当时还形成了一个名为“东南儒生”的群体，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南方与北方文化交融的发展。
不过，江南士人出现在唐朝政权体制内并不是开始于贞观时期，唐高宗李渊执政时期就存在了，而那时江南文人基本所做的工作、活跃的范围皆在修撰史书、充实文化。
唐高宗时期编纂史书之人大约有9个来自江南，而唐太宗吸收的这类学者大约有7人，可见江南人士在这一方面人数占比的比例有多么大。
总体来说，李世民几乎延续了其父对江南士人的态度，既给了江南士子上升的渠道，又给了他们政治上活跃的空间，但是却大多数都不掌握实权，文学领域才是他们参与政治的重要区域。
无心插柳柳成荫，唐太宗李世民对江南士人的态度虽然不如隋炀帝杨广重视，但无形中却促进了唐朝历史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东南文人集团的出现。
回看唐朝的前期的历史发展，如果说李渊执政时期对南方的治理政策，基本都处于探索也研究阶段，那么唐太宗执政时期就处于高度发展阶段，而唐高宗历史和武则天时期则处于成熟期。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的疆域版图、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基本都达到了一个巅峰，同时也相对稳定。
唐朝周边的政权虽然蠢蠢欲动对其有影响，但唐朝基本都处于优势状态，影响不到君王对天下的统治和管理。
为了保障国家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也为了进一步促进南方与北方的融合，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后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南方的治理和管控，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评定南方的叛乱。
上述提到隋炀帝任职江南期间，大量使用江南士人，使得大部分江南文人归心。这也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隋末发生暴乱后虽然唐朝统一了天下，但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天下归心。
从某个角度来说，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南方判断，更像是隋末农民起义的一种延续，而这样的现象在唐高祖时期就存在，比如武德七年南方就曾发生叛乱。
当时，李渊派兵快速镇压了这一场动乱，稳固了唐朝对南方的统治，也标志着唐朝对南北统一的完成。可是，疆域上的统一并不代表天下归心，南方小范围的动荡依然存在。
唐太宗打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盛世，但即使如此南方依然存在盗贼劫掠、江路不清的问题，而这些政治上的问题多为隋末战乱的势力残留，就与明朝早起的海患一样（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分子割据海外）。
贞观二十二年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暴乱，唐高宗时期又出现了陈硕贞叛乱，这些大大小小的叛乱都代表着唐朝虽然拥有了江南，却也没有真正统治江南，或许这也是李世民不重用江南士人的因素之一把。
除此之外，高宗李治执政时期，琼州地区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起义叛变，甚至于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徐敬业谋反，也是在江南士人支持的基础上发起的。
这些南方地区的小范围叛乱虽然不比隋朝末年的眼中，却也极大的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皇权对天下的统治力遭到一定的破坏与打击。
战乱爆发的同时，也影响了唐高宗和武则天对江南士人的政策，虽然依然不断在吸纳江南士人进入朝堂，可吸纳的力度明显不如隋炀帝、唐太宗时期。
其实有这样现象的出现也很好理解，毕竟江南士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从事朝堂政治，必然会对唐朝中央政府对南方的治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江南地区受南梁的影响那里的佛教文化非常浓厚，这一种文化的出现不利于皇权思想的统治，诸多叛变唐朝的人有很多都是利用佛教文化号召老百姓的。
知道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李世民与隋炀帝治理南方的手段不同了，李世民治理南方的终点在于思想与文化，他力图以儒家思想来取代南方的佛教文化，进而消除南方人对唐朝统治的敌视，重新树立忠君爱国的思想。
重用南方士人编纂大量的文学典籍、从事各种文化工作，也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统一并影响南方士人的思想，把它们佛教思想扭转为儒家理念，这样做不仅是对南北文化的统一，也是对皇权的加强与提高。
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一种政策的出现与实施都必须要“因地制宜”，从李渊、李世民到唐高宗、武则天，看似对南方士人在打压中重用，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地区文化，加强唐朝在南方的影响力。
以儒家文化思想为基础，慢慢改变南方士心中杂乱的百家学说，既可以统一文化，又能够提高皇权，进而加快南北文化的融合，似乎无形中此事成为了唐朝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