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而亡，大明王朝就此覆灭。由于明王朝直接覆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军，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存在的印象是明朝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么？
税负其实很低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深知民间疾苦，非常爱惜民力。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壁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因此在对全国的豪强势力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打击的同时采取轻税政策，平均的农业税率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要知道，中国历史上一般采用的是“十税制”，即税率为十分之一。即使在“无为而治”，以轻徭薄赋著称的“文景之治”时期税收也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
从税收总额上看，北宋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6000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1亿贯，甚至1亿2000万贯。而明朝即使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200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才增加到了400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520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即使以此为标准进行比较，按银一两折钱一贯计算，宋代的税收总额也是明代的10倍以上。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还就明朝和同期的英国的税负状况进行了比较：“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就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因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国家财政举步维艰
明成祖时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多次南征越南。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但总体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总体上社会保持安定。而此后明朝财政却日渐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甚至连皇宫宫殿维修的费用都相当拮据，至于其他方面的费用就不用说了，因此国家动员能力极差。虽然明朝人口最高时接近两亿，但明成祖之后，对外用兵的规模很少有超过10万人，因为明朝的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最大一次动员的兵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13万军队，这已经是穷尽国力。一个耕地面积10亿亩以上，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20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由于军饷不足，明朝军队的装备极差。据记载，在明朝和后金势力倒转最重要的一战——萨尔浒之战中，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的刘綎在战前进行出师奠祭杀牛时，因为刀钝，一连杀了三次都没有把牛杀死，最后还是身为一军统帅的杨镐拿出了自己的尚方宝剑才把牛杀死；刘铤养子刘招孙在军前演武，结果枪头在挥舞过程中直接脱落甩了出去；总兵杜松竟然戴着生锈的头盔出征，结果被后金一发流矢射死。士兵们的待遇更是差到极点。辽东前线的明朝士兵，根本不像朝廷派来剿灭叛乱的“王师”，反而穷得跟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很多士兵到了冬天连件棉衣都穿不上。大将熊廷弼说：“时至寒冬，见士卒裸体穿甲，身无存棉，乃心如刀割，恨不得以身受之。”财政困难直接导致了明朝军事上的失败。
穷奢极欲的富豪
与明朝国家财政的极度拮据相对应的，却是各地富豪惊人的财力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据记载，明初巨商沈万三富可敌国,按现在的货币换算，沈家的财产约为15000亿到20000亿美元，相当于60个马云家产的总和。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时，沈万三曾独自负责全部项目的三分之一的工程量。朱元璋犒劳三军,沈万三出钱百万两。沈家的酿酒引水,用田数十顷，沈家的私塾老师一篇文章的酬金就高达白银20两。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资本主义萌芽，各地的巨商大贾越来越多，财力越来越强，“豪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这些富豪竞相以豪奢为胜，在居室和服饰上互相攀比。富豪云集的南京秦淮河两岸，富豪之家的画舫以雕栏围绕，翠纱装饰，两旁悬挂着缀有流苏的羊角灯，一边张灯结彩，一边歌舞鼓吹，连绵不绝。按照明代的规定，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只有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后来富豪家的女性已经毫不顾忌，服饰跟王室无异。在饮食上，这些富豪们更是花样百出，且以残酷为乐。当时流行一种吃鹅掌的方法：将活鹅鹅掌投入沸油，然后丢入水池，任其跳跃，如是数次。为了显示“风雅”，富豪们又转向古玩收藏。当时，王羲之、米芾、怀素的书法，价格往往在千两白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二千两，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百年的全部收入。昆山富豪周六观为了给母亲庆祝九十大寿，把著名画家仇英请到家里，为母亲绘制《子虚上林图》，以千金为报酬，供给饮食的丰盛程度超过宫廷，每个月还为他张灯，请女伶歌宴数次。如此前后历时六年，这幅画才完成。
“不与民争利”牌坊后的博弈
汉代理财专家桑弘扬说：“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明朝商业的发达，造成江南士绅对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因为明朝的文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而考生一般情况下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基础才可能脱离生产专职进行学习，从而才能在科举考试中胜出，这就使得富庶的江南士绅子弟在朝廷官员中占据了极大比例。因此，一个言论上以清流自居，掌握话语权和舆论，在政治秩序层面有官僚系统支持，在经济领域有资本支持的文官集团逐步形成了。因此，除明朝初年朱元璋、朱棣这样的雄主在世时外，明朝的皇帝均表现得比较弱势。特别是在“土木堡事变”中，忠于皇室的勋室贵旧和京师“三大营”损失殆尽，皇权日渐式微，皇帝在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不断败退。由此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任何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必然遭到以文官集团坚决一致的抵制和抗议。这些官员动辄以为民请命自居，宣称“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主张开增商业税的皇帝和官员无不被群起攻击和丑化诋毁。
万历皇帝通过开征矿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
并据此取得了“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但文官集团则骂万历皇帝“安忍加派小民”，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皇帝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
万历皇帝因此在历史上留下“贪财”的恶名。
但即使按照文官集团的说法，万历皇帝通过开征矿税每年掠夺接近40万两的白银。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明朝的一个富商，家里的资产就可以在百万两以上，做生意一次动用的资金就是几十万两白银。
由于文官集团的强力抵制，明朝政府对商业的税收根本收不上来。以前商业税收是唐宋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唐朝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当是远超过一半。宋朝仅仅“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宋朝，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而明朝在这三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很多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产茶大省浙江的茶叶税收居然仅仅只有6两，完全可以当成是荒唐的笑话来看。
文臣皆可杀
由于税收收不上来，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由于没有钱支付军饷，辽东战事不断失利。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小冰河期”全球气候恶化，天灾不断，西北地区发生了饥荒，明朝政府没有钱去济灾民，饥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一时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为了节省经费用于抗击后金和镇压农民军，崇祯皇帝被迫“精兵简政”， 大规模裁撤驿站机构，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员因此失去生计来源，相当一部分人员加入了农民军队伍。一名叫李自成的原驿站工作人员，在加入农民军后由于有勇有谋，迅速成长为农民军的著名将领“闯将”（后称“闯王”）。不过这些主要由灾民组成的农民军战斗力十分有限，面对前来镇压的官军多次被打得大败，李自成也多次被打得全军覆灭，仅带数人逃亡。
但镇压农民军和辽东战事使明朝政府开支进一步增大，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开源”， 加派“辽饷”、“练饷”、“剿饷”（ 号称“三饷”），但由于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抵制，富裕的江南地区的工商税收不上来，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逼得全国农民，特别是西北受灾地区本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死灰复燃。农民军中的有识之士李岩提出了“均田免赋”等口号，散布“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迅速吸引了大量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军，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官军的围剿节节失利。李自成三攻开封，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明军主力，然后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率军北上，直逼北京城下。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官员们无一人出现。3月19日清晨，李自成农民军攻进北京城，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被迫在煤山上自缢身亡，死时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身边。崇祯皇帝自杀前说，“文臣皆可杀”。
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明王朝的大厦忽喇喇地轰然倒塌后，寄宿在明王朝身上的文官集团立即遭遇了灭顶之灾。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这些世受皇恩，整日高谈阔论，满嘴忠君爱国的官员们立即屈膝投降，多达1300多名明朝官员向李自成进行朝贺，做着重享荣华富贵的美梦，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噩梦。以刘宗敏为首的农民军将领不仅霸占了他们的豪华居所，而且强占了他们的妻女，肆意凌辱。刘宗敏还命人赶制了5000副夹棍，逼迫这些官员交钱，并制定了严格的缴纳标准：内阁10万，部院、京堂、锦衣卫将帅7万，科道、吏部郎5万、3万，翰林1万，部曹则以千为单位。完不成“定额”的就用夹棍夹碎他们的手足，被夹死的原明朝官员超过了1000人，还有很多人被捆在柱子上凌迟处死。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被夹棍夹断了十指，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认为数额不够，继续用刑，魏藻德在受到五天五夜的酷刑后脑裂而死，他的儿子也因为交不出银两被处死。半月之间，刘宗敏就逼迫这些明朝官员交出700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明朝正常年税收收入入400万两的18倍。这些官员当初没有为明朝尽忠报效，以致家破人亡，人财两失，却已悔之晚矣！
随后满清人入关，
多尔衮率领的满洲八旗很快
攻下包括东林党人的根基所在的江南在内的大片汉地，江南的富庶繁华让来自辽东苦寒之地的清军红了眼，他们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连续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美丽繁华江南，刹时变成惨切切的人间地狱。面对异族的屠刀，
自诩忠君爱国，清流铁骨
的东林党人们，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人以身殉国，其他人为了苟全性命，大都置圣贤教诲和忠义廉耻与不顾，屈膝投降，当了可耻的叛徒和汉奸。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东林名士钱谦益出生青楼的夫人柳如是劝其一起投水殉国，并“奋身欲沉池水中”，钱下水却说“水太冷”，随后
将自己的头发给剃了，跪在了南京城下迎接清军进城。
郑芝龙则带着囤聚的数千万两白银投降了
清军
。整个江南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上百年挖空心思偷税漏税、损公肥私积累的巨额财富也尽被满清人掠去，自己也被满清人杀服了，成为异族人的奴才。直应了那句：“忽喇喇大厦倾，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