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勤于折腾，曾六下江南游历，“南巡”被他视为自己一生的重要事功之一。除他之外，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酷爱下江南的皇帝，那就是曾三幸江都（扬州）的隋炀帝。他的游幸规模大、耗资多、花样百出、整活不断，相比之下，六下江南根本就是小儿科。在隋炀帝的映衬之下，乾隆都得算是不爱折腾、爱民如子的老实人。
隋炀帝初登帝位就开始为南下扬州做准备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改元大业。一上台，他就发布了一道诏书，里面这样写道：
然洛邑自古之都……皇王……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此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
在这份诏书里，隋炀帝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长安现在不适合做都城，洛阳是个历代帝王都认可的好地方，我要营建东都。第二，民为国本，建新都的事“务从节俭”，我隋炀帝爱惜民力，不干劳民伤财的事。
这就好比老板给员工开大会，跟员工许诺：“你们努力干活，好好发展业务，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这种承诺往往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隋炀帝的这个诏书也是同样道理，他想修建洛阳是真，至于“务从节俭，爱惜民力”只不过是唱唱高调，随口说说而已。
大业元年三月，修建洛阳的工程开始了，隋朝的百姓们开始对这位新皇帝的恐怖有了体会。当时洛阳每月使用的民夫多达200万人，不分昼夜连干了十个月。要知道隋朝最巅峰时期的人口也不过5600-5800万人，就按5800万人算，其中男性约占2900万，这里面成年男丁我们按三分之二计算，最多也就2000万人，修建洛阳的200万民夫，至少占了全天下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要去扬州得走水路，当时天下很多旧运河已淤塞不通，于是隋炀帝又大发民夫疏通旧河，从洛阳一路直通扬州。先后发河南、淮北民夫百余万开通济渠，引洛水通黄河；从开封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河；发淮南民夫十余万疏通邗沟直达扬州。
有了路自然还需要交通工具：龙舟，隋炀帝派人到江南督造了龙舟及各类杂船数万艘。当时隋炀帝着急下扬州，所以负责督办龙舟的官员催逼甚急，造船民工不分昼夜站在水里赶工，没有片刻休息。由于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很多人自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史载运送死去民夫的车辆“道路相望”，一片凄惨景象。
初下扬州，盛况之下暗藏危机
大业元年八月，刚登基一年多点的隋炀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扬州之旅。他从洛口登上了无数民夫用性命赶制出来的龙舟，带着由后宫嫔妃、诸王公主、文武百官、僧道尼姑、亲军护卫组成的旅行团浩浩荡荡向扬州进发。
隋炀帝所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有四层，上面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共有房间一百二十间，全部用金玉做装饰，极尽奢华，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豪华游轮。皇后乘坐的“凤舸”名为翔螭舟，规模比龙舟略小而装饰无异。
除了龙舟凤舸之外，旅行团里还有九艘三层的浮景船，是规格略小的次级豪华游轮。另外尚有漾彩、朱鸟、苍螭、飞羽、凌波、道场、玄壇、黃篾等各色船只数千艘，分别由随行人员乘坐。看道场、玄壇这等名目，应该是分配给随行的道士、和尚乘坐的，不知这些出家人坐在上面有没有为枉死的造船民夫念上几遍往生咒。
这样庞大的舰队，光拉船的纤夫就用了八万人，一时运河上舳舻相继，绵延二百余里，运河边骑兵护卫而行，旌旗蔽日。一到晚上，运河上灯火通明，宛如白昼。这支舰队的饮食由沿途州县供应，五百里之内俱令献食，一时间各地奇珍异味云集，由于数量太多，根本就迟不了，剩下的大多就直接扔掉。
隋炀帝达到扬州以后，大加封赏，宣布免除扬州五年赋税，免除扬州总管所有州府三年赋税，一时江南民众欢欣雀跃，盛赞隋炀帝为明君。但这一幅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景象之下却早已隐藏祸患，从第一个因不堪重役而倒下的民夫开始，怨气就已经开始在世人心中聚集。
乾隆的南巡跟隋炀帝下扬州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乾隆虽然将“南巡”视为自己的重要事功，但他对南巡的态度非常谨慎，其在御制《南巡记》里概括了南巡要成功的四个必要条件，即：君主本人“无欲”、随从人员“守法”、沿途官员“奉公”、人民群众“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未可言南巡”。
而且六次南巡开支巨大，给清政府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乾隆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乾隆已经意识到皇帝出巡劳民伤财，弊大于益，对南巡的态度已由谨慎支持转换到坚决反对，可以说是认识深刻。
那我们来看一下乾隆认为自己劳民伤财的南巡到底是什么规模。乾隆每次南巡，用时大概四到五个月，随行官兵一般是三千人左右，约用马六千匹、船四五百只，役夫几千人，花费白银上百万两。
隋炀帝第一次下扬州八月出发，十月到达，次年三月才回到京师，历时八个月之久，随行人员和所用的马匹船只更是数以万计，超出乾隆下江南的十倍以上，至于征用的民夫，隋炀帝光拉船就用了八万人，乾隆用的几千人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可见，乾隆帝下江南的规模跟隋炀帝一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这样小儿科的出游乾隆在晚年都认为劳民伤财、有弊无利，应坚决杜绝。可隋炀帝对自己如此规模巨大、劳师动众的巡幸活动却是乐此不疲，丝毫不知悔改。
眈于巡幸，娱乐了自己，葬送了帝国
隋炀帝一生酷爱巡幸，除了三下扬州之外，他还一游河右、两巡塞北、三至涿郡，每次出行不仅劳师动众，而且还沿途大造行宫，他登基后的十年间征发天下民夫上千万人，造成了“天下死于役”的惨象。可以说是只顾娱乐自己，全然不管天下百姓死活。
不仅如此，隋炀帝还好大喜功，三次发兵征高丽，全部以失败告终。611年，在第一次远征高丽失败后，山东境内就爆发了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一点星星之火一起，迅速成燎原之势，从那以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直至“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可即使在全国起义不断的情况下，隋炀帝仍然忘不了扬州。616年，隋炀帝第三次来到扬州，当时全国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隋炀帝感到末日将至，每日沉溺酒色，麻醉自己，常对着镜子自怨自艾：“好头颈，谁当斫之”。
很快，斫他头颈的人就出现了。618年，隋炀帝扬州也不想待了，下令在南京修丹阳宫，准备躲去南京。跟在他身边的亲军都是北方人，这时大多思念家乡，人心思乱。宇文化及利用亲军的这种情绪发动兵变，隋炀帝被弑，死在了他心爱的扬州。
结语
隋炀帝可谓是一个标准的昏君。其一生的行为准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游行就三下扬州，好大喜功就三征高丽，毫不爱惜民力，其登基之初诏书中“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的话他其实从未放在心里。
纵使为下扬州开掘的隋唐大运河客观上促进了后世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不能否认其为了享乐才决定修运河的初衷。
千年以后的乾隆都能认识到"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隋炀帝如果是一代雄主，怎么会这一点都想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