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治平二年（1065）试礼部第一，即状元，授临海尉。
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自舒亶进入北宋政坛开始，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舒亶进入台谏以后，行事较为忠直，但忠直过头了就是执拗不知变通。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史称“乌台诗案”，正是此次行为使苏轼几乎丧命，也让舒亶历来备受史家指责。
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实际上这件事是张商英为了让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
重新入京却是物是人非，舒亶为自己的身世感到孤独和凄凉并且渴望友人的信息。也因此写了他一生堪为绝唱的那首词：
虞美人·寄公度
宋代：舒亶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词中“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两句是说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岁暮，雪满京城，寂寥寡欢，唯有借酒遣日而已。“雪满长安”既点时地，又渲染出一派冷寂的气氛，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岁暮怀人的孤凄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故人，老朋友，指公度。这两句从对方着笔，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内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远，思念着我；即使道远雪阻，他也一定会给我寄赠一枝江南报春的早梅。这是用南朝宋陆凯折梅题诗以寄范晔的故事。这一枝明艳的“江南春色”，定会给“雪满长安”的友人带来亲切的问候和友情的温暖。
复出后的舒亶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
无论如何，后人谈起舒亶时，总会说起他在“乌台诗案”中的作为，成为浩荡历史中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