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唐朝和明朝是中国宦官危害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但东汉的太监经常受到外戚的制约，而明朝的太监即使跋扈如魏忠贤，也是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办掉的，所以，这两个朝代的太监终究还是奴才。
唐朝的太监们就大不一样了，自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开始，朝廷大臣的升降，皇帝的废立，甚至于皇帝们的生杀大权全部都由他们一手把持，真正实现了“奴才翻身当家作主人”，着实令前世和后世的同行们眼红一把，下面是一组唐中后期的皇帝拥立表：
唐代宗由宦官李辅国拥立。
唐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
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
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
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
懿宗李漼由宦官王宗实拥立。
僖宗李漼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
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
既然皇帝是被太监拥立的，那么掌握掌握生杀大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譬如唐肃宗是被李辅国吓死的，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在想，皇帝被欺负成这样，难道大臣们就不不帮着皇帝反击？堂堂一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被一群阉人玩于股掌之间，但凡有点自尊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们掌握了一张好牌——禁军，有了这支武装，就可以轻易控制整个朝廷。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帝和大臣们也为此做过一些零星的斗争，譬如在唐代宗、唐德宗和唐宪宗统治的一段时间内，宦官曾被有效压制过，只是时间过短，而继任者们又都水平有限，所以都似昙花一现。
其中发生在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作为太监与大臣们的一次总决战，更是彻底奠定了唐朝大臣集团的失败局面，从此，宦官牢固地控制着唐帝国的命脉直到灭亡前的最后几年。
引起这次大决战的人是唐文宗李昂，他是唐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接手时的唐帝国隐患丛生，矛盾激化，更有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的“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不堪政治局面。
心存远大抱负的李昂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24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又从后宫放逐宫女3000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1270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
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为主的官吏结构。
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指宦官。）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
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
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
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
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
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灭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则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吏看后奏称，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
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件。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
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
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株连甚众。
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们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至此，唐朝的统治更加黑暗，直到最后一位皇帝唐昭宗时期，内廷与外藩合力才最终铲除宦官实力，不过，这时的唐朝已经离最后的分崩离析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