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有着发达的商品经济，还有着繁荣的文化，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可是，这一派花团锦簇，盛世图景之下，却潜藏着危机。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自身是黄袍加身才当上的皇帝，这使他拥有了多疑的个性。
他杯酒释兵权，收回了兵权，并为了确保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开创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帅”的局面，将权分离，这导致了宋朝军事实力的衰弱。武人在战场上输多胜少，而文人误起国来也不遑多让。一门三苏的佳话流传至今，苏辙和父亲、哥哥在文学上有着高深的造诣，但是他的一篇雄文却掐灭了大宋复兴的希望。
苏洵是很多人口中的励志榜样，他年少不喜学习，后来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发奋读书，那时他已经31岁了。虽然起步很晚，但是苏洵凭借着好学之心积累起了深厚的学识，并把这些知识对儿子苏轼和苏辙倾囊相授。
苏洵没有能取得功名，不过他悉心培养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嘉佑二年，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兄弟一同及第，引起了轰动。不过噩耗传来，兄弟俩的母亲在乡里去世了，他们就和父亲一起回乡奔丧。
丧期已满，苏辙在嘉佑六年参加了殿试，苏辙言语十分大胆，对于朝廷之事直言利弊，议论激切。交上试卷之后，苏辙自己都觉得用力过猛，很可能会被黜落。针对他文章的评级，考官们之间也没能统一意见，幸好当时在位的仁宗是个有着容人之量的皇帝，没有因他的直言而生气，苏辙也是因此被保留资格。
从苏辙殿试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勇于坚持自己观点，直言不讳的个性，在日后的官场生涯中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性格。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间，就《青苗书》争取苏辙的意见，让他尽管说出其中不便之处。
苏辙也就不客气了，直接说把政府的钱贷给百姓，用意是好的，可是百姓极有可能逾期也还不上，反而要受到官府责骂，而自己支持采用常平仓法来管理民生。
作为“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典故的原型，王安石也没有生气，而是认为苏辙的话也有道理，自己需要再思考思考。王安石这话也不是场面话，他是真的有在好好反思自己的政策，这之后的一个月里他都没有再贸然谈起青苗法了。
此后，苏辙四处辗转，却难以再受到重用，因为当时支持新法的新党势头正盛。他的哥哥苏轼也和他境遇相同，两兄弟在熙宁十年时，于澶濮重逢，一同在徐州聚了一百来天。兄弟俩叙旧情伤际遇，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元丰二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再次受到贬谪，苏辙上书为兄长求情，也被牵连受贬，五年不得升调。
宋神宗去世之后，即位的宋哲宗年仅10岁，不足以亲政，于是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这位高太后是属意旧法的，于是旧党的春天就来了。高太后起用了旧党的司马光和吕伯著为相，苏辙也被召回做了秘书省校书郎。
这也被成为元祐更化，新旧党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高太后在元祐八年去世，宋哲宗也到了年龄，就开始亲征。宋哲宗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在政治观点上也向父亲宋神宗贴近，支持新法，于是新党重新得势。
亲政之后，宋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在绍圣元年，苏辙上书，表达了自己对哲总恢复新法的反对。根据记载他在奏折里把哲宗亲政之前，高太后对旧党的支持都说成了是哲宗的主张，还肯定了元祐更化的正确性。哲宗因为曾被高太后架空，一直不喜自己这个祖母，苏辙的这段话已经是触了霉头了。
苏辙的这篇雄文，宋哲宗是越看越生气，难以忍受苏辙的颠倒黑白。幸好虽然宋哲宗没有宋仁宗的好脾气，但是宋朝看重文臣，禁止杀文臣，所以苏辙没有性命之忧，只是被贬谪了。苏辙先是被贬到了汝州，在那里还干了一些实事，宋哲宗还是不解气，几个月后又把他贬到了袁州。苏辙还没来得及上任，又是一纸贬令，让他去筠州。
苏辙的这篇雄文的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法的实行，不利于大宋的复兴，可以看出文人误国比武人更甚，但是说他凭借这篇文章就掐灭了大宋复兴的希望，也有些言过其实。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确有着复兴大宋的可能，但是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变法失败的因素有很多，不只是旧党的阻拦，还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王安石变法本质和洋务运动一样，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推翻造成政治危机的封建制度本身，只能治标不治本。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政策，就是现在看也比较超前，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制度之下，是难以实现的。而且，新法中的有些政策虽然好，但是在执行中却没能得到落实，甚至用意被曲解，于是适得其反，扰乱了人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