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南方人口和耕地不断增加。讲的是此时人地关系的演变开发南方地区的过程。唐代南方在人口、农业、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北方还有一定的差距。除江淮平原和太湖流域外，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北宋时期，南方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水平显着提高，区域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南宋成为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
相较于北方五朝政权更替所引发的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南方十国虽然站在一起，但相互间的战争却很少，政治环境也相对稳定。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宋初太平兴国时期，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足3户，略低于北方。100年后，到元丰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5户，增长1.7倍，超过北方。
到崇宁元年，南方平均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8.3户以上，是太平兴国时期的3倍多，明显高于北方。江苏、浙江、福建、淮南人口增长最快，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0多户。荆襄、湖南和两广地区虽然人口密度不高，但在全国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湖南，崇宁元年的人口密度是太平兴国五年的六倍。
（一）东南地区人口增长与人口密集用地矛盾的出现
淮河以南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在隋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和唐代，都是南方人口众多的地区。
入宋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北宋中后期，部分地区出现人多地窄的矛盾。
淮南地区起步较早。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南是北方人口南迁的第一站，因此北方人口的每一次南迁，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淮南地区的发展进程。隋唐时期，淮南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杜牧说“天下以江淮为国之命”，可见淮南在当时国家金融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淮南道（相当于北宋淮南东西两道）的人口虽然主要集中在淮河北岸，但经过晚唐五代的战乱，其所占比例淮河南岸人口增加。北宋时期，淮南地区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发达的盐业经济也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人口也因此迅速增长。
太平兴国五年，淮南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5户，元丰元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0.1户，居全国第四位。虽然此后人口密度没有增加多少，崇宁元年淮南达到每平方公里10.5户，但仍远高于宋代平均人口密度，居全国第五位。扬州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冲。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人口频繁。它不仅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经济大都市。
北宋时期，扬州得到进一步发展，崇宁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8.4户，远高于其他州军。
郑州、泸州作为后起之秀，也在快速发展。故北宋张方平说：“江淮交界，人多土狭，田无边际，可布局（田）”。
位于江南的吴越国，相当于宋代的两浙路。到北宋中期元丰年间，人口密度比太平兴国时期增加了2倍多，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至崇宁元年（1102年），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的总户数约为6989682户，占总人口的57.6%南方的。
大量人口集中在北方的杭嘉湖平原和杭州平原。据先生统计武松帝，元丰元年江南东路和江南两浙路平均人口密度为15.4户/平方公里，高于此平均数的有12户。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其中，杭州、苏州、湖州、明州、江宁府每平方公里居民均在20人以上。杭州的人口密度几乎是同期开封的两倍。
除了平原，岛屿和山区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如台州，“宋兴，天下平积，知西凤间，户籍延（竭）”。到崇宁时，这三条路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北方的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江南西路的情况与两浙路、江南东路的情况大致相似。北宋时期人口继续增长。
元丰元年，江南西路有户1276105户，超过江南东路。比如在冀州，“期间，土、水、田纠缠开垦的百姓，都急于拼劲，而边疆有限，如鲠在喉，甚是狼狈。
住屋的人，未必都能迁到平原，却常背负着重担。团西、吊鸟道、全关关、悟道、暮光，直到聚居地紧挨着，如带无尽头。由于生存空间的缩小，人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至崇宁元年，江西人口密度已超过河北，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浙。到了北宋后期，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江南西路的土地资源已经十分紧张。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江南西路的富余人口纷纷翻山越岭到京南南路务农。
福建路开发较晚。唐朝时期，国军多为荒山秃岭，地广人稀。宋代以后，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元丰元年，有户1044255户，是唐天宝的11倍多。这一时期，福建路开垦田地1109.199万亩，平均每户仅11.2亩。同期人口密度最高的两浙路，户均耕地面积20.4亩，是福建路的近两倍。可见“七福建地窄人密，谋生之难，非别处可比”。人口压力十分严峻。至崇宁元年，闽道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2户，略低于河北，居全国第四位。
（二）川峡四路人地关系发展不平衡
四川地形复杂，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如果只看上表2-4宋代人口密度的变化，只能看出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四川的人口密度从3.9户增加每平方公里为7.7户。人口密度与其他地区相比，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甚至达不到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水平。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四川地区包括成都府路、子州路、利州路、奎州路。每条路的地理环境差异很大，人口分布很不平衡。王应臣在奏章中描述了四川各路农业生产环境。他说：“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靠渠堰灌溉。铜川府路多为山田，无灌溉。好处是秋收微薄，米价高。”越来越高，百姓吃不饱……奎道最贫瘠，号称刀耕火种之地。比”。
成都府路地处四川盆地底部，拥有广阔肥沃的成都平原，可以容纳和养育大量人口。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发，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经济基础十分雄厚。宋代，成都福禄人口不断增长。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提到川蜀，主要是指成都福禄。太宗时期，这条路出现了“土窄、人密、耕不足”的现象。到了北宋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川蜀人多地少的问题，狭隘和拓宽的问题。可见，成都福禄上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严重。
子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虽然也属于四川地区，占80%以上的面积，但由于地势多山，自然环境恶劣，难以进行农业种植，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成都福禄差距巨大。北宋中后期，“山多水田，无利灌溉”的子洲路，由于成都府路富余人口的不断迁移，人口增长较快。
到崇宁时，户数约为581898户，比元丰元年的471633户增加了23%。其占成都福禄户数的比例也由元丰年间的54.5%上升到崇宁年间的64.3%。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区域发展的扩大，子洲路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发展成为人口密集区。
利州路、夔州路离成都府路、子洲路较远。根据、《元丰九域志》元丰年间主要客户户数和耕地数，利州路总户数336248户，官私地1288089亩，平均户数户均耕地面积3.83亩。奎州路户数246521户，官私田224720户。户均耕地不足0.9亩，与成都福禄村户均耕地25亩有较大差异。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地比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人们解决温饱问题并非易事。这两个群体的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经济发展也十分落后。
（三）湖南、靖南、两广地区人口发展及地广人稀现象的延续
北宋以前，这三个地区发展较晚，经济较为粗放。北宋时期，人口密度依然不高，在南方各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三，尤其是两广地区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但是，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不容小觑。
湖南人口密度增长最快，从太平兴国五年的0.9户/平方公里上升到崇宁元年的6.0户/平方公里，增长了6倍多。
到北宋中期，潭州人口大增。虽然元丰后湖南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洞庭湖西北平原的利州、布州、衡州、永州等地人口增长明显。如大观年间，一道圣旨中提到“潭州地处三江五湖之中，地广物多”。武冈县地处西部山区，幅员辽阔，户籍众多，市场密集，商旅往来。由于劳动力增加，湖南区域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湖南人口密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荆襄地区虽然人口增长率低于两广地区，但人口密度高于两广地区。至崇宁元年，人口密度为5.9户/平方公里，仅次于湖南。五朝战乱期间，荆襄区因距离传统政治中心长安、洛阳较近，又处于南北政权的交战地带，受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到北宋初期，郡县人口密度很低。太平兴国五年，荆襄只有16万户，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3户，居全国垫底。就连位于北京西南路的衙署香洲，也是“地荒人散，林木丛生”，其他地方更是人烟稀少。
但北宋时期，荆襄地区因交通要冲，位于开封至湖广的交通要道上。均、香州、安州等地人口大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例如荆南府，“自两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又两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为西南一都会”。但其它州军，依然人烟稀少，开发不足。
两广区域面积广大，且我国第三条大河——珠江在广南东路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冲击平原，可以说农业发展的先天条件还是不错的。
但由于其地理位置过于偏远，常使中央政权鞭长莫及，所以在宋以前得到的开发非常有限。北宋时期这个区域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值得夸奖的，从太平兴国五年到崇宁元年，两广人口密度提高了4倍。可惜的是人口基数过低，导致人口数量依然不高，两广这么一大片区域的户数仅与地域狭窄的成都府一路差不多。
在崇宁年间，两广户数合计在80万户以上，90万户以下，而成都府路一路户数就超过了91万，所以北宋时期两广地区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广人稀的地方。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步性，广南东路交通比广南西路要完善些，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福建、江西等地过剩人口迫于生计，陆续有人前去广南东路定居，从而使广南东路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广南西路，人口密度和开发进程也都略高于广南西路。在元丰年间，广南东路的平均人口密度约是广南西路的2倍。
总之，北宋时期全国的人口和垦田都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增长，虽然各地区人口存在和分布不均衡，但和平的政治环境使人地关系从唐末以来长期战乱环境下的不合理演变逐渐转为合理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