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人制度”是某些人经常说“蒙古族”黑暗统治的“原罪”之一，至于“处女权”更是对汉人、蒙古族的集体污蔑，这个咱们不说，先说“四种人制度”。
“四种人制度”首先，你从《元史》这样反元朝势力的对其各项制度的总结看，完全没有。“四种人”确实有，但“四种人”只是四种“地域”在元朝初期的政治制度上的好处，与经济上、文化上没有关联。
元朝赵孟頫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人只是四种“人类与地域的归结”。汉人说的是金人和汉人、契丹人以及所有生活在“金国”的人。南人也是南宋境内包括汉人在内所有民族的人。他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与统治者关系远近和信任厚薄。
同样，没有民族关系，同一个民族也会如此。比如朱元璋信任安徽人，淮西人最受他的信任。同样，他对于江浙地区的人的不信任比江西还要深。
元世祖称帝后统一南宋后才是元朝
我们先看看三个大臣，西夏汉人、金国汉人、南宋汉人。可以说，《元史》中，元世祖称帝之前不能算作“元朝”。
因为元朝是蒙古帝国在中国内的汉化王朝，这和契丹、女真（元朝女真人官员、明朝女真人官员可以充分说明某些谣言——元朝屠光了金人是多么地没有历史脉络）、满族一样，都有“汉化政权”和“原本地区”两个部分。
例如女真族在金国地区那就是“汉化政权”，和女真族在东北甚至北海道、库页岛等地区那就是“原本地区”。
契丹族的汉化更彻底但也有“少部分原本地区”，女真族、蒙古族的“原本地区”都不少，满族就属于女真族的部分地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成。因此，这些地区都是在“汉化政权”下的“中国朝代”。
例如元朝的皇帝包括谥号在内有多少和汉族政权不一样？在汉诗、汉文的水平上也是如此，例如元惠帝，也就是朱元璋赠的元顺帝。
他就写有两首汉文诗，诗文一：父疾精虔祷上天，愿将己算益亲年。孝心感格天心动，恍惚神将帝命传。母渴思瓜正岁寒，那堪山路雪漫漫。双瓜忽产空岩里，归奉慈亲痼疾安。
诗文二：《答明主》给洪武大帝：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圣恩无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总体上其汉诗有些词句还是可以的。
西夏、金人、南宋三大汉人系统的军事将领在元朝
A.西夏汉人的典型代表或说最高代表。
高智耀，窝阔台在位时主管：税收、教育、儒学医学等。
他建议忽必烈“国初庶政草创，纲纪未张，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世祖遵。高智耀死）后赠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宁国公，谥文忠。
子高睿。累赠推忠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宁国公，谥贞简。
其孙高纳麟，官至太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大夫。
张弘范
B.金国汉人的典型代表或最高代表。
像最有名的当属张柔，咱们后面会说。其共有11个儿子，其中有张弘略、张弘范二人，他们兄弟三人是金国汉人灭南宋的最关键人物。
还有右丞相史天泽。
另外，还有一员猛将叫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金国汉人。因为扬惟中在河南、四川等地，调遣蒙古、汉军非常勇猛，他曾语人曰：“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贼害良民，无所控告，虽欲不去，可乎！”。其后元世祖更命其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蒙古、汉军诸帅并听节制。
C.南宋汉人的典型代表或最高代表。
南宋地域汉人的元朝丞相。元惠帝时期。太平，字允中，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仁杰之孙，胜之子也。
除此还有赵孟頫乃赵匡胤的后人，因此，死后被封为魏国公、谥文敏。。在元朝，和赵孟頫工作期间还有许多南宋朝臣，例如程钜夫，死后泰定二年，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宋同知枢密院事韶之曾孙。
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后徙汶上。
齐履谦，字伯恆，父义，善算术。
崔斌，字仲文，马邑人。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
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
燕公楠，字国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礼部侍郎肃之七世孙。
马绍，字子卿，济州金乡人。
姚燧，字端甫，世系见燧伯父枢传。
刘赓，字熙载，洺水人。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
其他还有许多，像能在《元史》中记录在案的这140年（灭西夏、金开始到元亡）里，汉人官员名录是蒙古族、回回族、女真、契丹等所有人一样多。基本上汉人和其他民族各占官员的一半，而这些人可都是高级官员。
综上所述
我们说“四种人制度”把问题简单化了以及扩大化了。只要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人，为了展现革命而不惜对历史进行了“升级”，将“这种现象、规则”上升到“制度”。
“四种人制度”其实就是“地域和人的归结”是为了统治的安稳，根据统治时间和根据自身关系远近而制定的。这和所有少数民族政权没有不同，例如金人、契丹都曾经这样过，清朝直到雍正甚至乾隆时期对于南方汉人都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