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三年（1267），蒙军兵临襄阳城下，蒙宋两大帝国间最关键的转折之战、最重要的生死对决由此拉开序幕。
至公元1273年二月，南望恸哭而苦侯援军不至的襄阳守将吕文焕，在获得蒙古大汗忽必烈不伤城内百姓的保证之后，开城向元军投降。
历时六年艰苦而漫长的拉锯，襄阳之战最终以南宋的惨败而结束，经过休整，1274年九月蒙古大军由汉水入长江。
此后，战争的进程突然加速，1274年岁末，长江重镇鄂州（武汉）易手，1275年春天，蒙军顺流而下占领建康（南京），随后于1275年年底，兵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
1276年二月，年仅五岁的宋恭宗赵㬎率领群臣，开城奉表请降。而临安的陷落，也标志着南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政治实体，已经宣告灭亡。
当然，1276年以后，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又先后拥立宋理宗三名年幼的皇子登基称帝，组建流亡政府，辗转在南方坚持抗元，直到1279年兵败崖山，南宋的抵抗力量才最终消亡。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最后三年，已经不能称为国与国之间的对抗，顶多只能算是蒙古大军对南宋残余势力的一次清剿。
那么，从1267年到1273年，仅仅是一座襄阳城，便可以阻挡蒙元长达六年，而从1273年二月襄阳沦陷算起，到1276年二月临安恭帝出降，在失去襄阳之后，仍然保有东南半壁的南宋，却只坚持了区区三年，便丢掉了整个江山。
这不禁让人对蒙宋战争充满了疑惑：
孤城襄阳凭什么能在蒙古大军面前坚持六年？
襄阳为什么如此重要、它的得失怎么会关乎南宋的生死？
失去襄阳后，南宋王朝是如何迅速走向灭亡？
除了死守襄阳，战略上是否还有其它的求生之路？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文章。
襄阳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是的，襄阳确实非常重要，从地理位置来看，襄阳“西接川陕、东临江汉、南通湘粤、北连河洛”，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美誉。
但这些复杂的总结性文字，并不能对我们在理解襄阳的重要地位时，提供具体而直观的帮助。
准确来说，襄阳的重要性，主要是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价值上的体现，特别是在政权分裂、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下，这一价值则尤为明显。
在地理概念上，中国的南、北划分，由秦岭淮河一线分割而成，在这条南北区域的天然分界线上，西边，是绵延千里的秦岭山脉，分开巴蜀关中；东边，则被水网密布的淮河流域，隔断南北大地。
而无论北方政权，或者南方王朝，想要一统天下，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想办法跨越秦岭淮河这道天然形成、地理上横贯东西的障碍。
但西有崇山峻岭，东有河道万千，这样的地形条件，对于大兵团作战而言，兵员、军械、辎重、粮草的运输，都会异常的困难。
好在秦岭与淮河并非无缝衔接，在其相邻之处，还留有一条相对开阔的通道，那便是南阳平原。而襄阳，则正好位于整个通道的最南端，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也自然使其成为南北对峙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一旦占据了襄阳，由南向北，可以出兵河洛、直抵中原、进窥关中；反之，向南则可以经汉江进入长江流域，进而威胁南方王朝最核心的江南地区。
所以，清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才会给襄阳“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这样独一无二的评价。
蒙古人南下侵宋时，对战略突破口也进行过无数次的尝试——攻克西边的川陕地区，利用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流而下，但蜀中山路险阻，崎岖难行，甚至1259年，大汗蒙哥都在攻打川东钓鱼城时阵亡。
由东部的两淮流域直接南下，当然最为便捷，但这一区域水网密布，河汊纵横，利于行船却不便走马，又因为临近京畿，还是南宋的重点防御方向，蒙军在两淮的进攻更是举步维艰。
在经过窝阔台、蒙哥两任大汗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到忽必烈时期，蒙古人终于将进攻的重点，对准了南宋潜在的命门——襄阳。
孤城襄阳为何能抗元六载？
襄阳的概念，并不是单指襄阳城，而是由耸峙汉水南北，夹江而建的襄阳、樊城共同组成的双子城防御体系。
一旦战争发生，襄、樊两城均可由汉水上搭建的浮桥进行相互支援，使攻城的难度成倍增加。
但这样的城防结构并不是襄阳能够坚守六年的主要原因，结合蒙宋的战争过程，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襄阳的整体防御能力：
樊城的北面是一片开阔的湖水，城南则紧邻汉水，以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面对这些山水沟壑将会举步维艰。
与之相比，南岸夹江而立的襄阳城，地形优势则更为明显，汉江在此突然向南，形成一百八十度的迂回转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将城郭紧紧环绕，唯一无水的西面，又有群山阻挡，只余两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羊场小道可以通往外界。
而襄阳城外，还有引汉水而建、平均宽度达到180米的护城河，四道宽阔的水域，将襄阳城垣四面完全包裹，这样天然加人为、由内而外的双重防御，势必使针对襄阳的任何攻击，都将变得极其困难。
而纵横草原的蒙古骑兵，对于攻城并不擅长，再加上战争前期缺乏重型攻城器械的支持，面对固若金汤的襄阳城，即使不计生死、不惜代价地猛攻，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忽必烈也明白个中要害，从战争开始之初，就没有试图采取强攻的手段，而是早早便做好了长围久困的打算——在襄阳城外围，逐步建立起了数量庞大的防御工事，将襄阳城牢牢围困其中。
面对倾国而战的蒙古，襄阳军民虽然没有足够破防的能力，但倚城而守也并没有太大难度，何况吕文焕还未雨绸缪，提前储备了足以支撑十年之久的粮食。
多方因素的合力，这才有了后来拉锯时间长达六年的襄阳之战。
襄阳为什么最终沦陷？
襄阳本来不会陷于四面重围的被动局面之中，因为蒙古人不可能在守城将士的眼皮底下，短时间内便修建起重重堡垒。
关键南宋当时负责荆襄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吕文德，在战争的初期，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战火未起之时，蒙古人便试探性的请求在襄阳外围建立通商互市的榷场，该提议虽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结合蒙宋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和襄阳城的重要位置，身为京湖制置使、维系荆襄安危的吕文德，却缺乏必要的防范心和警惕性，在蒙古人略施小利贿赂之后，竟欣然应允动工。
即使在其堂弟、襄阳守将吕文焕的一再规劝之下，面对襄阳外围不断拔地而起的榷场，依然没有引起吕文德足够的重视。
蒙古人却依靠这一个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榷场，逐步修筑围墙、增加防御工事、构筑军营，直到最后形成围绕襄阳四周，漫山遍野的军事堡垒。
而只到此时，吕文德才恍然大悟，顿足捶胸地痛呼：“误国家者，我也！”，然而襄阳外围已是“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大错已然铸成，再多的忏悔已于事无补了。
鉴于襄阳的重要性，在得知其被围之后，南宋政府便陆续组织了多次的救援行动。然而不幸的是，襄阳不好进攻，救援起来也相当困难。
由于置身重围，襄阳的陆上交通全部断绝，唯一的支援途径只能通过水路，但汉江的上游区域并未被南宋控制，所以大规模的救援，便只剩逆流用兵一途。
而蒙军针对汉江河道浅、窄的特点，已提前在襄阳下游方向修筑了长达数十里的夹江工事，可随时对江面船只发起攻击。
又在江面铺设横江铁锁、在河道较浅的位置钉入阻拦木桩、江中小岛则设立“实心台”部署兵力和弩炮，又于浅滩处建栅栏立寨，建立起了立体化、纵深化、综合性的阻援打援阵地。
整个襄阳保卫战期间，南宋从汉江下游方向共计出动十五万水军，历经大小十三次救援，却仅有两次趁着暴雨涨水，汉江河道变宽变深，而蒙军又疏于防备，出其不意之下突破重重阻碍，才得以成功运送物资入城。
但仅仅两次的援助，对于围困日久的襄阳城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随着时间的推移，存粮虽然丰厚，但食盐、柴炭、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却日渐匮乏。
没有食盐，三餐难以下咽，缺少布帛，军士又安能御寒？长此以往，部队的战斗力必将遭受严重的打击，城破人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在襄阳之战的后期，蒙古人从西域找来了制作新型投石机——“回回炮”的工匠，而这一超远程、高精度、重火力攻城器械的出现，也彻底成为了压倒襄阳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1273年二月，北风寒冽，山川一派萧瑟，已坚守六年的吕文焕，在绝望中打开襄阳城门，向元军投降。
襄阳之后，南宋为何三年亡国？
襄阳虽然易手，但经过六年的鏖战，元军也需要休整，因此直到1274年九月才重新部署兵力，再次发动攻势，但1276年二月，临安就宣告沦陷，可以说襄樊失守之后，南宋几乎是应声而亡。
这样的毁灭速度，对于一个得国百年，依然坐拥半壁江山的庞大帝国而言，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做个不太恰当的对比，晚清的太平天国，即使在其最鼎盛时期，也只统治了当时的江西、安徽等省和苏南、浙北的部分土地，以及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
但湘军从攻打九江开始，就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而1858年九江沦陷以后，下游的安庆保卫战又持续了十五个月，即使长江上游所有州县全部沦陷，太平天国仅仅依靠都城天京（南京），也在湘军的重围之中又坚守了两年之久。
再回到南宋灭亡时间这个问题上，首先，襄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攻守之争，而是在蒙军的围点打援和南宋的全力破防之间，形成的长时间的消耗战。
正如前文所述，为了保住襄阳，南宋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但十三次救援行动仅仅侥幸成功两次，在这一过程中，兵员、粮草、战略物资的损失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所以襄阳失守的背后，不仅关系着一城一池的得失，更导致南宋因此而元气大伤。
其次，在包围襄阳的同时，南宋降将、蒙军襄阳战役的副总指挥刘整，在汉江上游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仅仅五个月时间，便组建了一支兵员七万人、战船五千艘的庞大水师，也使得在之后长江流域的一系列战争中，蒙古人具备了与南宋水军正面抗衡的能力。
再则，襄阳之战的失败，对南宋军心士气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蒙军不仅在平原上难以抗衡，即使凭城池之固，有水师之优，襄樊依然难逃最终惨败的结局，这仗还怎么打？
襄阳之战结束后仅仅一年，1275年二月，南宋拿出最后的家底组织反扑，由宰相贾似道统兵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余艘，出师西进至池州(今安徽贵池)迎敌。
然而丁家洲水战，宋军在兵力、战船均占优势的情况下，尚未交手，主帅贾似道便主动交还俘虏，向蒙古人示弱乞和，而开战以后，南宋军队更是一触即溃，让这场十数万人的大决战瞬间变成元军对宋兵单方面的大屠杀。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战斗意志的全面奔溃，军心士气的彻底瓦解。
最后，荆襄地区由吕文德为首的吕氏集团经营多年，吕文焕的投降，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许多恶性的连锁反应。
1274年九月，蒙古大军经过短暂休整由汉江进入长江，鄂州守将在吕文焕劝说下率先变节，而鄂州之后，蕲州（湖北黄冈）、池州（安徽贵池）、江州（江西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的守将都因与吕文焕沾亲带故，在其劝说下选择归附元朝。
沿江州县望风而降，长江防线如同虚设，蒙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从长江中游，迅速推进至下游建康（南京）。
襄阳之战后短短一年时间，长江沿线重镇相继易手，此后，如丁家洲、焦山这样的关键水战又接连告负，南宋王朝迅速进入无兵将可供调遣、无战船可供驱驰、无城池可供据守、无天险可供凭恃，几乎山穷前景的窘困地步。
在如此情况之下，莫说“中兴四将”早已作古，便是岳飞转世，孟珙再生，恐怕也无法挽回南宋的败局了。
除了力保襄阳，就别无他法吗？
襄阳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这座城池对于南宋而言，还没有重要到失襄阳便等同于丢江山的地步。
仍以太平天国为例，这个农民起义性质的割据政权，与南宋一样的偏安一隅，从来没有占据过襄阳，甚至得国的大多数时间里，连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武汉都在湘军的控制之中。
但就是凭借着手握下游九江和安庆两大重镇，就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十几年，凭借的就是天京西面稳固的长江防线。
即使是在南宋的历史上，襄阳也曾经数度沦陷，但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因为同太平天国一样，南宋得以偏安江左、赖以维系生命的底牌，不是襄阳，而是长江防御体系。
所以，面对元军围攻襄阳，一个看似残酷但可能相对正确的应对策略，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初，便战略性的放弃襄阳、退保鄂州。
同时依托鄂州（武汉），稳固长江防线，如此一来，在这场两大帝国的决战中，南宋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即使最终依然落败，可能坚持的时间，也远远不止三年。
拼死救援襄阳，其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襄阳的战略地位、数万守城将士的生命、数十年辛苦经营的物资，这些可能都是南宋难以割舍的原因，
但对于南宋王朝而言，守住襄阳的终极意义，应该是防止蒙古人通过汉江南下入侵长江流域。
但换个思路来考虑，只要鄂州（武汉）在手，南宋依然有长江天险可以凭恃，在双方实力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决战于鄂州城下，南宋成功的机会可能要比襄阳大得多。
因为，如果鄂州被围，但开阔的长江不同于汉江，蒙古人根本不具备封锁航道、控制水域的能力，而南宋则可以通过上游川陕、下游两淮两大战区，源源不断的对鄂州进行支援，而一旦围城战演变成江面之上的水师对决，到时鹿死谁手，还真的是犹未可知。
六年的围城打援，蒙古人虽然胜利，但在襄阳城下，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全元史》记载，“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而不出意外的话，攻下鄂州的难度肯定比夺取襄阳更大，消耗的时间也只会更久。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南宋的统治者具备上帝视角和未卜先知的能力，战争的进程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兵棋推演，所有的假设和推论不过是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