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农业税收非常沉重
作为封建王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它的经济基础，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以及能够供养整个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主要来源，那便是农业税收了。
自古以来农业税便是封建政权封土掌民，延续王朝统治的重要标志和手段，一个王朝建立的稳固与否，其对于农业社会和农民的掌控，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北宋自然也不例外，自从北宋建立之后，非常注重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形成了繁荣的城市经济，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也在形成当中。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即便工商业经济相较于前朝有了明显发展，但是农业经济的地位还是不可撼动的，而农业税作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所占的比例也是具有压倒性的。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繁荣，经常会给人一种百姓生活悠闲自得的印象，特别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城市的繁荣充分表现了出来。
我们我们应当知道其作品所展示的，乃是东京汴梁城的画面，这可是北宋的都城，经济发展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广大的农村社会，百姓的生活是否还是如此悠闲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农民作为王朝征收赋税的主要群体，其必然会遭遇到统治阶级的大力剥削。
北宋的税收除了两税之外，还有支移和折变，这两项税收可以说是加大了北宋农民的经济负担。支移是需要百姓，自己带着需要缴纳的实物，前往军队需要之地，路上还有层层关税。
而折变则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百姓的实物折成钱币，或者将钱币折成所需要的实物，这让百姓损耗很大，如此一来，北宋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
《朱子语类》载：“财用之不足，皆乃起於养兵也。十分，八分乃是养兵，其他用度，则止在二分之中也。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之，故所以有靖康之乱也。”
大量的不稳定分子被政府吸纳掩盖了其危机
众所周知，北宋王朝在建立之初，便进行了全面的军事改革，而在军事改革方面，首先以领导机制和军队机制为主。
领导机制方面，无非贯彻了北宋王朝分权制衡的原则，即将调兵权与领兵权相互分离，而皇帝掌握最高的军事指挥权，由此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掌控。
而军队方面的改革，则是唐末五代十国以来军事发展的直接结果，数十万禁军守卫东京城，为的就是能够保障都城的绝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中心地位。
在军队系统中分为禁军、厢军两大系统，其主要负责的职能也不一样。
《宋史》载：“而乃前后施行，则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亦或诸郡括牛，或诸州之厢军不习耕种，遂乃颇致烦扰。而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之费，遂又报罢。”
不过我们从这两大军队组成的来源来看，仍能够看到北宋时期盛世背后的危机。
禁军属于主要作战部队，说白了就是正规军，他们负责着战场上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在兵源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
而厢军则不一样了，他们属于后勤供给部队，不负责主要作战任务，因此兵源上的要求也就简单、宽松一点。
厢军主要来自于社会中大量的灾民、难民、流民等社会不稳定群体，这也实际上是北宋政府，处理社会不稳定现象的一种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未免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情况，一旦厢军、乡兵规模越大，那是不是表明社会中的流民、灾民群体规模也就越大呢？
而北宋将他们吸纳到军队系统，实际上就是要财政来负责，这无疑加大了的经济负担。
政治黑暗，奸臣当道
北宋建立之初实际上的发展还是不错的，那时候君臣上下齐心，营造出了和谐的朝堂氛围，君臣之间相互尊重。
有什么都是商量着来，如此使得王朝的决策比较高效和正确，因此使得北宋初期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权也不断趋于稳定。
可是随着北宋末期的到来，原有的稳定和谐的朝堂氛围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乌烟瘴气。
北宋末期奸臣蔡京、高俅等人，控制了北宋朝政，宋徽宗也是不问政事，远没有北宋前期和中期，皇帝的意气风发和治国理政的才能。
而且蔡京、高俅等人善于阿谀奉承，只会拍徽宗马屁，迷惑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暗中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打压朝臣，中饱私囊。
而为了迷惑宋徽宗，使他有一种王朝正处于太平盛世的假象，他们还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到了开封城，搞得整个开封歌舞升平，而其他地方则是一片狼藉。
宋徽宗本身就昏庸糊涂，当他看到奸臣一手策划好的太平盛世之后，也不去搞实际走访，当然也就被眼前的表象所迷惑了。
后来宋辽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童贯作为宋军统帅，实际上打了大败仗，宋军损失惨重，而童贯害怕责罚，居然谎报军情，说前线大胜。
搞得徽宗内心愉悦，还给他大量的奖赏，试问这样的王朝还繁荣，还盛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