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春天，在短短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出现了三位皇帝。这便是著名的“甲申之变”，而山海关战役则是这场历史大变局之中最为重要的戏码。下面就给大家讲述一下山海关战役的经过，共同体验一下当年那风起云涌的时刻。
（一）
站在今天的角度复盘当年的棋局，我们会意识到：李自成于1643年建都西安以及随后的进军北京这一整套战略其实都是错误的。
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在明朝末年早就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了，这里的经济实力有限，缺少发展空间，远远不能与江南相比。
然而，李自成的乡土观念特别重，他就觉得西安这里好，于是就在消灭了孙传庭的明军主力后，进军潼关，占据西安，把这里作为了大顺王朝的都城。
随后，过完了新年，李自成就亲率大军，北上进攻北京了。
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失误之处就在于李自成对于天下大势蒙昧不清，在他的心目中，最主要的敌人始终都是大明王朝，但是此时整个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已经是东北的满清了，李自成以及他身边的谋士们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于李自成来说，他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在歼灭了孙传庭的明军精锐，控制了襄阳之后，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直下江南，占据整个江南，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利用江南财富去和满清分庭抗礼。如此一来，平分天下还颇有可能。满清当时的最高目标也只是占据北半部中国，其实还没有并吞天下的野心。
而进军北京其实毫无意义。北京乃四战之地，周边经济也不发达，生活物资全靠外地调运。占据了这里，相当于背上了一个大包袱。逼死崇祯皇帝更是让明朝的遗老们对李自成切齿痛恨，完全不利于争取前明势力的支持。反而不如留着崇祯替自己抵挡清军的进攻。如果崇祯被清军逼死，那么对于李自成来说，是相当有利的，普天下的仁人志士都会从夷夏之防的立场出发来投奔李自成，李自成可以坐收渔利。
可惜的是，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杀到北京，干掉崇祯，就算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整个中国其他的地方都可以“传檄而定”，只要下一封诏旨，全国各地都会自动投降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李自成才会在1644年的正月从西安率大军出发，直扑北京而去。
一路上的进军异常顺利，除了孤臣孽子周遇吉在宁武关与大顺军血战了一场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望风而降，包括北京城在内。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而死。北京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
（二）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和他的臣子们忙着恢复秩序、稳定人心，所作所为一般来说还是相当可以的。只不过，大顺军在刘宗敏的率领下拷掠明朝百官、逼迫他们献出家产，这一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大顺军当时其实并不缺钱。北京城里众多的官府衙门乃至皇宫内部都藏有大量的现银，足够大顺王朝维持一段时间的了。拷掠百官使得明朝官员们与大顺离心离德，特别是被拷掠的对象中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间接地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所以说拷掠百官是大顺王朝的严重失误。
不过，单单一个拷掠百官还不足以使得大顺王朝丧失天下。满清后来推行“剃发易服”，惹怒了整个汉民族群体，结果不还是照样稳坐江山？
大顺朝此时最要命的失误是：兵力分散，没有集中在主要方向上。
此时的大顺朝已经拥有百万大军，但是摊子铺得过大，没有集中兵力。李自成从西安出兵，声称有五十万人马，但是实际上也就是二十万人左右。后来有大批的明朝降兵加入，差不多也快到五十万了。但是李自成忙于把部队派到直隶、山东、河南等很多地方去受降，最后集中在北京的兵力就不算太多了。
李自成对于自己的老朋友张献忠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了满清。张献忠此时占据四川，李自成担心他进犯陕西，所以在陕西留下了重兵，还主动向着张献忠发起了进攻。
大顺王朝的百万大军分散在整个中国北半部地区，以至于到了最后山海关决战时，李自成只能拿出六万人马。虽然这六万人比较精锐，但毕竟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如果李自成能够集中二十万的兵力来迎战八旗军，而且这些军队素质还较好的话，那是有可能给八旗军造成重大杀伤的。八旗军最怕遭受重大人员损失。如果大顺军能够做到这一点，未来的历史走向还真是不太好说。
另外，现在有人认为，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城之后就开始腐化堕落，导致战斗力迅速降低，这才输掉了山海关之战。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大顺军在北京满打满算只待了42天，要说42天的时间就能让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那未免太夸张了一些。大顺军刚刚进入北京的时候，军纪还是很不错的。因此，说大顺军腐化，那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此时的李自成骄傲自满那是肯定的。他不仅忽视了满清八旗军，而且也忽视了关宁前线的明军。在他看来，这些军队迟早都会向自己投降的，所以他只是派降将唐通去劝说吴三桂投降，没有采取别的措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吴三桂与满清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
吴三桂原本是宁远总兵，只负责宁远的防御，手下兵力只有五千。在山海关上还有一位山海关总兵高第（与袁崇焕时代的高第同名），手下有万余人马。在两位总兵之上，还有蓟辽总督王永吉，以及辽东巡抚黎玉田。不过，在北京被攻陷后，两位文官都自己逃走，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三月初六这一天，崇祯正式下达诏旨，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率军勤王，同时还封他为平西伯，提高了他的地位。
吴三桂接到诏书后，磨磨蹭蹭，一直在拖延。他带着宁远的数万百姓一起进关，十六日才到达山海关，二十四日到达永平府（河北卢龙县）。在永平府得知北京已经失陷后，就又回到了山海关。由于吴三桂有平西伯的爵位，山海关总兵高第无法与之相比，同时吴三桂在辽东多年，树大根深，威望甚高。高第却是个外来户，没啥根基，于是高第就唯吴三桂马首是瞻，一门心思地跟着他跑了。就这样，在文官逃走、武将让贤的这个大前提下，吴三桂成为了山海关的主人。
随后，唐通奉命前来招降。吴三桂一开始是同意投降的，但是不久后，他就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得知自己的父亲吴襄遭到拷掠、家产被抄，这让他勃然大怒，立即收回成命，重新与大顺军对抗。同时，他开始联络满清，“借兵助剿”。
在各种小说演义中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吴三桂是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掳才“冲冠一怒为红颜”，从而与李自成决裂的说法应该是不存在的。史学家们普遍都不采信这种观点。
李自成于四月初十得知吴三桂复叛的消息，四月十三日就率领六万大军前往山海关御驾亲征。他的反应其实还是很快的。李自成出征时还带上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明朝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兄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还是打算利用吴襄和朱慈烺说服吴三桂主动投降，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李自成没有把清兵的因素考虑进去。
在关外的满清政权其实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关内形势的发展。四月初，当摄政王多尔衮得知了北京的消息之后，立即下令大举出征。“……数日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出自《朝鲜李朝实录》）”
四月初九，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等人率领倾国之兵正式出征。他们的进军路线还是以前惯走的入塞老路，准备由蓟州、密云等地越长城入关。
四月十五日，当李自成的大军向着山海关扑来之际，清军也来到了翁后所（辽宁阜新一带）。在这里，清军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杨坤与郭云龙，收到了吴三桂求援的信件。多尔衮得信大喜，立即回信给吴三桂，表示愿意与他联手。随后，多尔衮就立即下令清军改变前进路线，全军直趋山海关。这样一来，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将近三百年命运的大决战就要展开了。
（四）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当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多尔衮为什么会相信吴三桂要降清，为什么要到山海关去支援他呢？
对于清军来说，如果按照原定计划，还是翻越长城去进攻北京。那么，此时李自成已经率主力去山海关了，清军很有可能顺利攻克北京。如此一来，清军既能拿下北京，而另一边又能让李自成与吴三桂杀个两败俱伤，清军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现在清军转而去支援吴三桂，这就意味着要和李自成硬碰硬了。两支军队毕竟从未交过手，清军是存在失败的可能的。况且，多尔衮怎么敢保证吴三桂真的会降清？他就不怕中计吗？
多尔衮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去山海关呢？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吴三桂与清朝之间早有联系，甚至已经达成了默契。
吴三桂作为辽东祖氏家族的成员，在舅舅祖大寿等多人都已经降清的情况下，势必受到来自清朝方面的拉拢。清朝方面会通过祖大寿等人不遗余力来劝降吴三桂的。吴三桂虽然没有正式投降，但是他想必已经与清朝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是可以向清朝投降的。
正是由于有这种默契的存在，多尔衮才会相信吴三桂，果断地改变行军路线，到山海关去迎战李自成的主力部队。如果换一个人驻守山海关，多尔衮想必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接受他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吴三桂此前对于李自成的降顺，不过就是一种权宜之计。他还是在察看风色，待价而沽，随时都会改变立场的。
多尔衮去山海关作战，还有另外一重考虑。那就是，他到山海关，就有了接受吴三桂“借兵助剿”请求的名义。这样他就可以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来和李自成作战，可以获得明朝遗老的支持。多尔衮在下令转向山海关的同时，还给全军下达了命令：改变以前入塞抢掠的习惯，此次进关之后要秋毫无犯，“……动人一株草、一粒粟，定以军法处死……（出自《清世祖实录》）”
应该说，在1644年春天那个瞬息万变的时刻，多尔衮的头脑是最清晰、最聪慧的。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来到了山海关。当天傍晚时分，多尔衮率领清军主力也来到了山海关的另一侧。
李自成到达山海关后，很快就向着吴三桂发起了进攻。吴三桂也率领主力在石河布阵迎战。大顺军凭借兵力优势，同时向着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力图对吴军实施包围。二十一日当天，北翼城的吴军就投降了，大顺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吴三桂的形势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好在当天晚上，清军就已经赶到了。他们驻扎在关外的欢喜岭，并没有进一步前进。多尔衮还抱有一丝戒心，担心自己上当，所以他暂时停留了下来。
（五）
二十一日夜，吴三桂率领部分下属和一些乡绅赶到了欢喜岭威远台，拜见了多尔衮。双方达成了作战协议，清军将立即进关作战。多尔衮还要求吴军的将士臂缠白布，以便与大顺军区分。
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又回到了石河前敌。他回来后，就立即命令关宁兵主动出击，与大顺军决战。
清军则开始入关。阿济格与多铎率领两白旗进入北水关，豪格率两蓝旗进入南水关，多尔衮率两黄旗与两白旗主力进入西罗城，清军的总兵力在五六万人左右。
此时的李自成是否知道清军已经到来，这个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不过，就算李自成知道清军已经来了，他也别无选择，只能是全力一搏了。
李自成带来的军队还是很精锐的。《明史》记载：“……临阵，列军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吴三桂此前从未与李自成交锋，此时他命令大约两万余关宁铁骑精锐主动发起冲锋，与李自成的“三堵墙”猛烈地对撞在一起，双方开始了殊死的拼杀。战场上“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异常的血腥惨烈。
激战到中午时分，大顺军慢慢地形成了对关宁军的包围态势，关宁军开始处于下风了。与此同时，大顺军的其他部队也相继攻克了滥水关、寺儿峪关、三道关、角山关、旱门关等地，从整体上对山海关构成了包围。如果没有清军的来到，吴三桂的全军覆没已经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这时，在西罗城内的多尔衮意识到清军应该出击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当清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山海关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自东向西，直奔着大顺军的方向扑去。在飞沙走石的风暴冲击下，大顺军一时间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与这股狂风同时而来的，还有八旗军的数万铁骑。
北水关的关门首先打开，阿济格与多铎率领两白旗两万余人马率先冲向了大顺军。八旗军一边冲锋一边射箭，羽箭借助风势，射程更远。铺天盖地的箭雨登时将大顺军打得大乱。
看到清军来了，协同大顺军一起作战的原明军唐通、姜瓖、白广恩等人指挥的部队登时掉头便跑，完全不敢接战。
原明军的逃跑让北水关一带的大顺军也无法稳住阵脚，开始向后溃退。
紧接着，西罗城城门洞开，多尔衮指挥两黄旗与两红旗冲杀了出来。此时已经陷入绝境的吴三桂又起死回生，他率领关宁铁骑协同清军一起向着大顺军冲去。激战中，大顺军前敌总指挥刘宗敏中箭落马，身负重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顺军整条战线都开始崩溃了。
随后，南水关里的豪格也率领两蓝旗的人马杀出。清军全线出击，大顺军兵败如山倒。
李自成这时位于七星寨。他看到战场如此形势，赶紧命令充当预备队的李过等人投入战斗，试图阻止住溃败。但是，李过等人也挡不住八旗军的猛攻，大顺军最终全军大败。清军一直追杀了四十里，大顺军伤亡无数。
（六）
山海关之战失利后，李自成一路败退，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典礼，随即率军撤出北京，一路向西而去。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之后放弃北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此后，他连山西都放弃了，一路退回西安，这就是失策之举了。很显然，李自成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流动作战，觉着避敌锋芒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如今形势不同了，李自成需要通过逐次抵抗来迟滞、杀伤敌军，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振奋人心，争取归附，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为此，他是必须背城一战的，哪怕打败了，只要能让敌人的攻势减缓下来，那就是一种胜利。
然而，李自成可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一直败退，到最后连西安都轻易放弃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的部下人心涣散、士气崩溃。人人都认为李自成大势已去，所以纷纷叛降，就连早年跟随他的宰相牛金星都逃走了，大顺王朝再也没有重振的机会了。
现在回过头来复盘这一战，我们可以说，这一战李自成还没打就已经失败了，甚至从他开始向着北京进军之际，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此后不管如何变化，李自成都难逃失败的命运。这一战充分地警示了我们：从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是多么的重要，战略上的失败是任何战术胜利都无法挽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