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11年7月，浙江青田县武阳村的一户刘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便是日后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
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对于当时的刘伯温来说，明显还太早。
当时的他最大的事情就是，听从担任当地教谕的父亲教诲，用心攻读，毕竟科举对于刘伯温的家庭来说，是唯一通往成功的路径。
因此，从他启蒙开始，便认真熟读儒家经典，而在持续不断的学习中，刘伯温的聪慧，也开始慢慢得以展现。
史载，在刘伯温少年时，周边的同学很少见他“执经诵读”的，一番询问之后，才知道他有“默识无遗”的本事。
换句话说，刘伯温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靠着这个本事，刘伯温少年时期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也让他得以在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顺利考上举人。
这一年，刘伯温23岁。
这么看来，刘伯温的科举之路极为顺畅，甚至可以用“坦途”来形容，不过相比之下，他的仕途之路，却要坎坷的多。
毕竟，科举的成功，更多的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但官场，则要看这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
而刘伯温，显然在这方面要“欠缺”的多。
高中进士的三年后，刘伯温才被元朝朝廷授予了一个高安县县丞的职务，该职务为正八品，具体工作内容说白了，就是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小官。
当然，官职虽小，毕竟只是起步，但在之后刘伯温长达二十多年的仕途中，其最高官职，也不过是正六品的处州路总管府判，而其他官职，大多都在七品或者从七品上下徘徊。
而这对于自负奇才的刘伯温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而造成刘伯温仕途如此坎坷的原因，其实在多年后，他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聊天中，就曾经对此有过提及。
用刘伯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属于那种“疾恶太甚”之人，而这种性格，显然在元末那种贿赂横行的官场上，极为不合时宜。
而他也因为自己这种性格，前后受到过多次打击，其中最严重的两次，分别是元至正十三年和至正十六年。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刘伯温出任元廷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官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
而这里，恰好是元末起义队伍之一的方国珍势力所在。
方国珍祖籍台州黄岩（今浙江路桥），其兄弟共五人，原本靠着行船海上贩盐为生，但因被仇家告发其通寇，因此方国珍杀了仇家后，便开始和几个兄弟逃亡海上，并前后聚集数千人，抢劫过往船只以及阻塞海路。
而对于当时的元廷来说，方国珍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这就导致在最开始元廷的军队屡屡在方国珍手里吃败仗。
眼看打不过，元廷效仿当年大宋朝招抚梁山的招数，开始对方国珍进行招抚，但方国珍投降不久便又反叛，继而迫使元廷提高价码后再次投降，如此反复有数次。
因此，时任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的刘伯温就提出，对于方国珍这类人，就不应该一味的进行招抚，只有一鼓作气捕杀，方能以儆效尤。
但可惜的是，刘伯温的这个政策，与当时元廷的方针相左，并且，方国珍又花了重金贿赂元廷官府，这么一来，他就得以再次顺利的被招安并授以官职。
不仅如此，在被招抚后，方国珍利用关系，指责刘伯温滥用职权，最终导致刘伯温因此被问罪，遭到免官并被羁押于绍兴。
史料记载，对于当时朝廷的昏聩和不辨是非，正直的刘伯温气的是“发愤恸哭”，以至于“呕血数升”，甚至在对朝廷的失望之下，几欲自尽。
最终，还是在好友的一再劝说下，刘伯温这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从这里其实就能看出，刘伯温真的是一个“疾恶太甚”之人，他满怀为国效力的抱负，却不曾想在官场上屡屡受挫，自己审时度势的建议，却被朝廷无视，最终还让恶人把自己告倒，这对于他来说，如何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他对元廷的彻底失望，则是发生在至正十六年。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元廷调任刘伯温为江浙行省枢密院判官，命他镇守处州，以抵抗当时以及此起彼伏的起义活动。
在这里，刘伯温尽心竭力，保证了处州的安定，避免了百姓因为战火而遭受涂炭，可以说是颇有功劳。
但在事后，在朝廷的论功行赏之中，原本按照惯例，刘伯温至少也应当升为处州路总管，但不曾想，元廷仅升他为处州路总管府判，也就是总管的秘书，其品级，跟他之前没什么差别。
正因为如此，刘伯温对朝廷深感失望。
据说，在他接到朝廷的调任文书之后，当即于庭中摆设香案，叩拜之后称：臣不敢负朝廷重托，唯今见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
其实刘伯温的意思很简单，他并非是那种贪图名位之人，之所以会对朝廷失望，说白了，就是朝廷一直不重视他，也不给他施展才华以报国家的机会。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二十多年来，刘伯温的官职始终在中下游的小官中来回摇摆，一直没有机会出任更高职位，并且，立下功业，却依然被忽视。
这么一来，自认为无法有所成就的刘伯温，必然觉得心灰意冷，因此他就决定，自此弃官归田，再也不给朝廷效力了。
自此，刘伯温脱离了元廷，回到家乡青田开始隐居，一边修书，一边寄情山水。
这就是刘伯温的早期仕途的坎坷经历，可以说，由于元廷的不重视以及忽略，导致白白浪费了刘伯温这么一个人才，明代时的大学者王世贞就针对此事提出，元廷这么做，等于说是把刘伯温拱手让给了大明。
不过，此时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尚且不知道，他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并且，要比前半辈子精彩的多。
而改变刘伯温下半生的人，正是朱元璋。
朱元璋对于刘伯温的大名，其实早就有所耳闻，当初朱元璋刚打下滁州时，命手下人四处寻访名士，以请来做幕僚参谋之用。
当时韩国公李善长就推荐了当地的名儒宋濂，这位宋濂，便是日后太子朱标的老师。
只不过，在请来宋濂后，宋濂却对朱元璋说，他的本事，稀松平常的很，远不如青田的刘基（即刘伯温）。
这下，引起了朱元璋的兴趣，马上派人去请，但在最开始，刘伯温是拒绝的，他并不愿意留下来给朱元璋效力。
比如在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刘伯温被朱元璋的属下“强行”带至金陵（南京），但刘伯温说什么都不愿意留下来，最终无奈的朱元璋也不敢动粗，只得将他放了回去。
不久之后，朱元璋不死心，又派了一个人去请，正是这个人，圆满的完成了朱元璋交代的任务。
此人名为孙炎，其在《明史》上的并不是很出名，但在当初，却是朱元璋的最信任的人之一。
并且，孙炎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雄辩，即口才了得，当时很少有人能在辩论方面胜过他，包括名儒宋濂，也甘拜下风。
更重要的是，孙炎此人交友广泛，人格魅力极大，比如名儒宋濂、名士夏煜，以及后来担任明朝首任宰相的汪广洋等，均是孙炎的好友。
由此可见，孙炎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人格魅力极大的人。
而在接受朱元璋的任务之后，刚开始，孙炎也是派手下人去请，但刘基不肯见面，最终孙炎亲自登门，无奈的刘基，只得开门相应，两人便有了谈话的计划。
史料记载，在这场谈话中，孙炎借助酒兴，谈论起古今成败大事，言语犹如大河决堤一般滔滔不绝，说到最后，就连刘伯温都说，他原以为自己比孙炎高明的多，没想到，和孙炎比起来，自己还差得远。
就这样，孙炎成功的带着刘伯温来到金陵，见到了朱元璋。
当然，刘伯温最终出山，也不完全是孙炎一个人的功劳，其母富氏，也算是助力之一，当时就在刘伯温犹豫不决之际，其母就说，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焉能获万全计乎？
这话的意思很简单，身处乱世之下，像刘伯温这种名声在外的人，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不可能的，要想得“万全”，那就必然得投奔一方势力。
而就当时的局势来说，朱元璋无疑是最合适投奔的一个，毕竟在众多割据势力中，唯有朱元璋形势一片大好。
所以，有了这种心理，加上孙炎的力劝，刘伯温就这么顺水推舟，选择投入朱元璋麾下，开始了新的宦途。
但在最开始，刘伯温在朱元璋的心中，并不是“智囊”的最佳人选。
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朱元璋对于“方术”也颇为崇尚，毕竟元代末期的几个皇帝均是如此，作为出生且成长在那个时代的朱元璋来说，自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在当时的朱元璋身边，就聚集着不少方术之士，比如周颠、张铁冠等。
所以，朱元璋最初请刘伯温的目的，也只不过是想借助他颇为熟悉方术的名气，在朱元璋心里，刘伯温，未必有太大学问。
但是，二人再次见面后的一番对话，改变了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三月，刘伯温来到应天府，见到了朱元璋，而朱元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能诗乎”？
这话其实颇有看轻之意，因此刘伯温当即说到，“诗者，乃是儒者末事，焉有不能之理”？
这意思就是说，吟诗作赋，只不过是儒家子弟的最末等本事，他自然会，言下之意，就是自己的本事可不止这些。
于是，朱元璋随手拿起手中的筷子，示意让刘伯温当场作诗，而刘伯温不慌不忙，略作思索，随即便开口道：
短短两句诗，就把湘江上关于湘妃的传说融入，且喻指筷子，可见，刘伯温还确实是有本事的。
但对于这两句诗，朱元璋并不满意，他认为，“秀才气味”太重。
而刘伯温则说，当年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留侯说的就是张良，当年张良曾借用刘邦吃饭的筷子，以指代画，点明天下大势，为刘邦出谋划策。
言外之意，自己是一个“张良般”的人物。
如此一来，朱元璋自然大喜，而他对刘伯温的印象，也从一个方士，转变为父如，最终成为一个谋略之士。
据说在之后，刘伯温就向朱元璋献上《时务十八策》，正是这本策略，帮助朱元璋迅速打开局面，最终定鼎天下。
当然，上述这种说法，也有传说的成分，刘伯温初来乍到，要想成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必然是展现出了让人信服的能力。
而刘伯温真正展现这种能力的时候，则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九江之战中。
陈友谅原本是渔家出身，说白了就是渔夫的儿子，当时渔夫的社会地位极低，基本日常生活都在船上，而陈友谅就是出生在这种家庭。
到了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陈友谅加入红巾军，成为徐寿辉的部下，之后数年，凭功绩，最终成为徐寿辉心腹之一。
但在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自此篡位，定国号为“汉”，自称皇帝，之后，率军直逼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
由于陈友谅来势汹汹，且兵多将广，因此当时朱元璋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应对，而其麾下大臣，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放弃应天逃走的，唯有刘伯温，闭口不言。
会后，朱元璋单独将刘伯温请至内室，询问刘伯温为何一言不发，同时问他，该如何应对眼前局势。
而刘伯温则说了两点。
第一，请朱元璋赐他尚方宝剑，他要先斩杀那些主张投降和逃跑之人，以求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先稳定军心。
第二，刘伯温认为，目前陈友谅刚刚称帝，正是“骄气冲溢”，且目空一切的时候，根本听不进身边人的意见，所以，应当利用他的这种情绪，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
最后，刘伯温郑重其事的对朱元璋说，此战正是让吴国（当时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奠定基础的关键一仗，因此，必须打，也不得不打，所以，应该放下一切顾虑，不被那些投降、逃跑的言论所影响，全力与陈友谅开战。
这一刻，刘伯温身上，颇有当年诸葛丞相的风采。
也正是这番话，点醒了朱元璋，最终下定决心与陈友谅开战，并赐刘伯温宝剑，令诸将拜其为军师，凡是不听令者，可先斩后奏。
而此战的结果，是俘获陈友谅兵卒两万余人，获巨型战舰百余艘，正是靠着本次战役俘获的大量战舰，朱元璋才能在之后的安庆等战役上取得胜利。
这便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第一次交锋的“九江大捷”，而此战的胜利，得益于刘伯温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最终让当时处于政权初创，又突临强敌、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朱吴政权，顺利的度过难关，从而使得更进一步踏上统一天下的道路。
包括在朱元璋称帝之后，曾经某次给刘伯温的诏书中，还单独提到此次刘伯温的功劳，朱元璋称，“拔九江，尔多力焉”。
由此可见，刘伯温在明朝建立过程中的功劳，也是得到朱元璋认可的。
当然，作为一个能和诸葛亮齐名的顶级谋士，刘伯温的本领，远不止在一城或者一战之中，他对于明朝，对于朱元璋的最大功劳，莫过于他提出了“先汉后周”的战略规划。
所谓“先汉后周”，实际上指的是朱元璋在创业期间，所遇到的最大两个敌人。
朱元璋打下应天之后，在此创立吴政权，而当时在他的东面，是盐贩子张士诚所建立的“张周”政权，而在他的西面，便是陈友谅建立的“陈汉”政权。
当然，除此之外，朱元璋的北边还有小明王韩林儿，以及南边是效忠于元廷的陈友定，不过，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则是张士诚和陈友谅。
因此，如果朱元璋要想成就帝业，那么第一步就得先消除张士诚和陈友谅所带来的的威胁，但对于先消灭谁后消灭谁，当时朱元璋拿不定主意。
并且，当时朱元璋麾下的大部分将领，都认为应该先拿张士诚开刀，一来，张士诚盘踞在富饶的江浙一带，打下他，就能极大补充自己的力量。
二来，张士诚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有道是柿子先挑软的捏，所以，将领们均认为，应该先消灭张士诚。
但是，刘伯温却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在他看来，张士诚属于那种守财奴一样的人，他占据了富饶地区之后，便不思进取，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更没有雄心勃勃的要创立多大的功业。
因此，暂时不打张士诚，并且依照张士诚的作风，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一般他就不会来招惹朱元璋。
而陈友谅则不同，他所占的区域最大，囊括了饶、九、荆、襄多地，且此人野心勃勃，一直想做大做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会发兵援助，到时候，两军合击，朱元璋便陷入被动。
更重要的是，陈友谅得位不正，极其不得人心，且上位后接连征战，导致其部下、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虽说他看似兵多将广，但实际上并不是铁板一块。
所以，刘伯温就提出，要打，也应该先打陈友谅，并且，陈友谅地盘最大，打下他的话，那么就有一统天下的基础了。
这便是刘伯温对朱元璋提出的“先汉后周”规划，而从事后的结果来看，确实如刘伯温所说，该计划对于朱元璋完成大业，可以说是极为关键。
别的不说，就说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开战时，张士诚果然不救，任由陈友谅覆灭，但如果朱元璋先打的是张士诚，那就必然如刘伯温所说，会遭到两军夹击。
并且，在击败陈友谅后，朱元璋开始围攻张士诚，前后打了一年之后方才拿下，试想，如果当时陈友谅还在，他岂会放弃这个攻打朱元璋的机会？
所以，刘伯温对于朱元璋的功劳极大，正是有了他的定策，方才为朱元璋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类似的例子，在朱元璋一步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不少，比如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最终决战，也就是鄱阳湖之战中，刘伯温在己方不利的局势下，冷静分析，提出了“移师湖口”之策。
即将全部战舰进驻湖口，由此封锁了陈友谅的退路，帮助朱元璋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利好局势，最终陈友谅被困鄱阳湖，突围不成后战死。
毫不夸张的说，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刘伯温的“移师湖口”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由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成就帝业的过程中居功甚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深得朱元璋宠信，比如朱元璋经常召见刘伯温谈话，而两人也常常是一谈一两个小时，且都是“屏密私语”，以至于“人莫得闻”。
在古代，一个臣子能有这种待遇，无疑是最被皇帝信任的表现。
但是，这样一个曾对大明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一个曾令朱元璋极为信任的心腹，却在明朝建立后，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最终以悲剧收了场。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核心原因，不仅有刘伯温“疾恶太甚”的性格使然，同样也有洪武初年，淮右集团对刘伯温的排挤。
比如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刘伯温提出，宋、元两朝皆是因为过于宽纵而失天下，所以当下新朝初立，理应整肃纲纪。
于是，他奏请朱元璋批准，希望能启用御史检举弹劾制度，而朱元璋对此也而比较支持，由于刘伯温不徇私情，以至于百官对其均十分惧怕。
但在不久之后，淮右集团的首脑李善长的心腹，即时任中书省都事的李彬，因罪被弹劾，并且还是刘伯温负责办理此案，因此李善长便找上刘伯温，希望他能放李彬一马。
而刘伯温并未答应，当即按律将李彬斩首，至此，刘伯温便和李善长结下了梁子。
等到朱元璋外出巡视归来后，李善长抢先告了刘伯温一状，称其在祭坛下斩杀李彬，这属于是不敬之举，这就导致，本身对方术颇有点崇尚的朱元璋，心里颇为不快。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更让朱元璋对刘伯温发了好一通脾气。
当时正值大旱，刘伯温就提出，应当将亡故士卒的妻子迁往别处居住，令对那些死去的工匠收敛尸骸，还有把张士诚手下投降而来的兵卒妥善安置，做了这三点，那么大旱必解。
对此，朱元璋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一一将上述三点做到，但做了之后，依旧大旱，这就让朱元璋对于刘伯温所言产生不信任，最终还因此大怒。
不得已之下，又恰逢妻子病逝，所以，刘伯温就此离开京城，返回老家。
但他毕竟是开国功勋，朱元璋也并未自此放弃刘伯温，三年后，即洪武三年，刘伯温再度被召回京城，授予“诚意伯”爵位。
而在被授予爵位之后，刘伯温于一次和朱元璋的谈话间，再次得罪了几个人。
当时，朱元璋有意更换丞相，便征求刘伯温的意见，提出汪广洋、杨宪以及胡惟庸三个人选，希望刘伯温能帮他选择一下。
但刘伯温却一一对这三人点出其身上缺点，比如他说汪广洋气量狭隘，说杨宪不能容人，还说胡惟庸属于那种难以驾驭之人。
总之，他把三人的缺点和毛病一一点出，坦白的说，刘伯温说的并没有错，数年后这三人的作为，也确实验证了这一点。
但在当时来说，刘伯温的这番话，无疑是把三人给得罪了。
并且在说到最后，朱元璋提出，看来丞相人选，非先生（指刘伯温）莫属了，而刘伯温却说，自己“嫉恶如仇”，同样无法胜任。
这么一来，刘伯温就连朱元璋也给得罪了，为什么呢？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称自己嫉恶如仇，不就是在影射朱元璋的手下是一群“贪官污吏”，而再往深处想，这不就是在说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是一个和元朝没什么两样的腐朽政权吗？
所以至此，朱元璋对刘伯温彻底失去了所有信任。
而由于得罪了汪广洋、杨宪以及胡惟庸这三人，刘伯温自然就遭到了报复，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胡惟庸。
当时，刘伯温以还乡养老，他见家乡青田附近一个叫做谈洋的地方，多有走私盐贩，治安因此十分不好，所以就上书朱元璋，建议在青田设立谈洋巡检司，以维护当地治安。
而这件事，被胡惟庸大加利用，他上书朱元璋说，刘伯温这是居心叵测，又称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所以刘伯温才上书要建议设巡检司，他就是为了想在这个地方建造坟墓，因此才设请求设巡检司以驱赶当地百姓。
这件事，可以说是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他本身就对刘伯温失去了信任，而胡惟庸的上报，让他对刘伯温的猜忌更加重了几分。
同样，这件事也着实让刘伯温吓了一跳，他拖着患病的身体，赶忙从老家青田赶回京城，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自此常住京城，再也不敢返回老家。
到了洪武八年，刘伯温又染上风寒，朱元璋得知后，派胡惟庸前去带药探望，而吃了胡惟庸的药，刘伯温病情却愈加严重，眼见其时日无多，朱元璋这才恩准刘伯温返乡。
当年四月，刘伯温病逝于老家青田，年六十五岁。
作为明朝的开国功勋，刘伯温却在在大明开国后，日子过的并不如意，原本以为可以意气风发大干一场，但却在各种打击下，始终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甚至到了其生命最后时期，连归乡隐居、安享晚年都成了奢望。
不得不说，这种落寞退场的结局，对于刘伯温来说，属实悲怆。
参考资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刘伯温家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