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12月，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得安禄山在河北之地起兵反叛唐王朝。这便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叛乱活动，史称“安史之乱”。
从安禄山起兵反叛，到攻陷唐帝国首都长安。安禄山叛军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就将貌似强大的唐帝国撕扯得粉碎。一生英明神武的唐玄宗李隆基，没想到在晚年竟被其最为信任的边将所反叛，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安史之乱
不过，这位玩弄无数能人的李隆基，为何会如此错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又为何能够以区区三镇之地便能席卷整个唐王朝？最为可怕的是，这场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将未来数百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完全颠覆。
盛世帝国下的隐忧—无兵可用的窘境
一个帝国需要对周边各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优势，其背后的经济，军事制度必然要有所支撑。在当时主宰着东亚格局一百余年的唐帝国，显然拥有着一支长期稳定的作战部队，以保持着对周边异族的压迫。
得益于北朝以来的关陇集团军事的体制，唐帝国至诞生之初，便继承了制度完善的府兵制。帝国将部分土地分配给士兵及其家属，当国家需要应对战争威胁时，平时为农的士兵，就要集结起来对外作战。
当一支成规模的军队与国家的利益高度绑定起来之后，其战斗意愿自然能获得提高。同时，由于中央只需为士兵提供土地，而不需要给予额外的军饷。
因此，唐帝国在建立之初便拥有一支不需要过多财政支出的军队，用以对外征战。一旦帝国对外扩张的军事机器开动起来后，再停下来就难了。
在唐帝国前一百年间，中央几乎每年都在对外用兵，并且还需派遣军队长期驻扎在被占领地。一百来年的积累，让帝国所需的军队越来越多，而国家的土地再也无力支撑起中央无限制的扩招军队。
当唐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时，帝国无兵可用的现状，愈发危急。因此，唐玄宗便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原先的土地供给，到由中央财政拨付军饷，以缓解帝国缺兵的现实。
让地方代替中央养兵—地方强藩的崛起
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并不是简单地将士兵的土地剥夺，补发军饷。而是国家在之后的征兵过程当中，不再给予土地，改为发放军饷。也就是说，之前的地给就给了，只不过之后国家不会再分配土地了。
这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国家来说，募兵制的出现只是在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而已，丝毫不能解决国家供养不起军队的问题。
不过，这对于英明神武的唐玄宗来说，募兵制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唐玄宗将中央募兵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各州，尤其是军事压力的较大的北方边境，有限拥有募兵权。
也就是说，中央委派地方官员，在当地自行募兵，包括军队供给也由当地自行解决。只不过，负担着军队的地方之后无需向中央缴纳足额的税收。而这个地方官员就是后人所称之为的“藩镇节度使”。
藩镇军队
安史之乱主角之一的安禄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崛起的。在唐玄宗李隆基看来，这个异族出身，且被人瞧不起的安禄山显然是代替自己镇守北方边境的不二人选。
虽然，在天宝后期，安禄山坐拥北方三镇，且据有二十万边境雄兵。但对于长期拥有六十万常备军队的唐玄宗来说，安禄山掀不起大的风浪，更何况常与安禄山交恶的河西军镇，也有足够实力阻止安禄山造反。
中央军队的大溃败—地方藩镇体系的失控
不过，安禄山并没有按照唐玄宗给他设定的剧本走下去。公元757年，安禄山大军从河北出发，一路向南越过黄河天险，直抵河南境内。或许，对于帝国边境上的人来说，战争只不过是旦夕便至的家常而已，可对于帝国腹地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六十多年没有见过战争。
虽然，唐玄宗调发河西宿将前往河南御敌，但依然没能阻挡住安禄山叛军的步伐。距离起兵仅一个月便攻陷东都洛阳，仅三个月便兵临长安大门潼关。
按理说，潼关天险之地，加之有着同样善战的河西军队镇守，安禄山叛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破潼关防线。只是，安禄山的造反，让唐玄宗再也无法对同样是藩镇出身的河西军队保有信任，更何况河南的迅速沦陷，与河西将领的失利不无关系。所以，唐玄宗才督促着河西宿将哥舒翰率军迎战安禄山叛军。
这也是自此以后，中央对地方军队不信任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央和地方一直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中，逐渐走远。
潼关前线的溃败，哥舒翰的投降，唐玄宗被迫抛弃长安数百万百姓，逃向川蜀。八年的安史之乱，就在唐玄宗的一次次自信当中不断地扩大规模，进而影响整个东亚政治格局。
从藩镇割据到强干弱枝—王朝军队归属的变更
正如唐玄宗敢于放权给安禄山，是预料安禄山即使造反也不可能成功一般。即使唐帝国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屡屡出错，但帝国依然凭借着其自身强大的实力，成功地将安史之乱成功平定。
但叛乱的解决，并不代表着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在平定叛乱的过程当中，由于中央过度依赖地方崛起的部队，导致在安史之乱过后，一大批占据各地的军队成为帝国统治者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安史之乱后，叛乱的发源地河北，以投降为代价，换取依旧把持当地军政的权力；战争的核心地带河南，则是由安史之乱中临时投降朝廷的平卢军把持着；而京畿附近的关中地区，则由北庭，朔方等地军队把持。
风雨飘摇的唐帝国
在唐朝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中央和地方始终处于互相角斗的状态。一方面，中央既无力铲除地方军阀，又不得不依赖地方军队抵御来自外部的边境危机；另一方面，地方无法单独对抗中央，也对其他藩镇不信任。
直到地方出现一个足够整个各个藩镇的强权人物—朱全忠的出现，才结束了中央对地方的复杂关系。
不过，地方出身的朱温篡权并不代表着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关系便不复存在。事实上，朱温也仅仅是大号的安禄山而已，安禄山只能做到统合三镇军队，而朱温却能统合中原各地的藩镇。
所以说，朱温和藩镇的关系更多的是合作，而非合并关系。因此，五代十国并不是中央与地方问题解决的过程，而是逐渐失控的过程。唐朝皇帝作为当权者尚且想的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可五代开国君主，一个个都是从地方军头起来的狠角色想的都是如何弄死地方，强大中央。于是，五代君主一直都在做着一件事情就是将中央的军队培养成压过地方的军队的势力。
杯酒释兵权—中央政权的军事衰败
看五代开国君主的发家过程，无一不是从地方起兵对抗中央，但到了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这里，却演变成中央禁军的反叛。而这便意味着，地方势力开始逐渐被中央势力所打压。
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央重新掌握了军队大权的内核。安史之乱后，所谓那种“天子，以兵强马壮自为之”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藩镇雄兵的落幕
当然，凡事有所利，则必有所损。地方军事实力的下降，必然导致王朝对外扩张的能力有所受限。这也就导致了终宋一世，中原王朝都不再是东亚地区的主宰政权，而变成了两强对峙的局面。
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其说是一次偶然的叛乱，倒不如说这是一场改变中原政权政策路线，以及东亚国际秩序的一次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