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突厥颉利可汗在与李世民签订便桥之盟后,献上马三千匹,羊万口。李世民没有接受,只要求将此前被其掠夺的中国人口如数返还。
重人而轻物,这是李世民不同于杨广的关键一点,也是他成功的密钥。
一、四海一家
与突厥人签订了临时和平协议后,李世民得以在刚刚到手的皇位上,安心整顿内政。他没有因突厥人暂时的退却而放松警惕,因为突厥是由一众草原游牧部落组成的军事利益集团,既然唯利是图,必然见利而忘义,不会因盟约而放弃对中国的侵扰。所以,李世民志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强大的外敌。
为此,李世民大兴尚武之风,他挑选数百将士,每日在皇宫里的显德殿前习射,并亲自到场观看,看到射术好的,便随手赏赐御用弓刀。
群臣纷纷谏言:“古时先王就有法度,御前携带兵刃即是死罪,以防不测。可是如今让这些武人在皇宫之中耍弄弓箭,陛下还亲临现场,万一有人心怀不轨,抑或擦枪走火,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江山社稷,还要不要啦?就算射不到陛下,射到那些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李世民却回答:“天子,视四海为一家,天下之民,都是朕的赤子,正当推心置腹,怎么可以横加猜忌!”
于是将士人人自励,不数年间,皆成唐军精锐。
要知道,这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能做到如此坦荡,说明天下归心,不是一天两天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李世民对家天下的正解。
二、家天下的正解
家天下来自儒家学说,是《大学》说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家到国,再到天下,是一条实践路径,是指用治家的方式去治国、治天下。当家长,就把所有家人当家人,把人当人,这就是仁,治理的起点。当了国君呢,就把所有国民当家人;当天子,就把所有天下人当家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所以,“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视天下为一家,把所有人视为家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家长式治理,是一种公平治理。所以,家天下,本质上还是公天下,是公天下的一种实现方式。他跟《礼记.礼运》里说的“大道既隐,天下(各自)为家”是两个概念。
《三字经》总结道:“夏传子,家天下”,这是一种误解,搞世袭,就不是天下一家,而是一家独大,把自己的小家凌驾于天下,变成了私天下。
由于对家天下模棱两可的解释,导致的结果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公天下和私天下之间摇摆。偏向正解,就是明君,偏向误解,就是昏君,屡试不爽。
因为公天下和私天下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公天下,关注人,把天下人当家人;私天下,关注财,把天下财当家财。而众所周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搞公天下,一定国泰民安;搞私天下,那就“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一定祸国败家。
李世民,显然属于前者。
当然,在李世民把皇位交到他的宝贝儿子手里时,他又背叛了家天下。唐太宗是不完美的,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应当承认。
但更应当承认,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李世民已经做到了最好。
三、知行合一
无论如何,李世民本人在位的时候,是坚持了公天下的。他把天下人当家人,是真诚的。有三件事足以证明:
(一)去封建。高祖时代,遍封宗室,兄弟、堂兄弟等等,李姓封王的多达数十人。李世民从容问群臣道:“宗室全部封王,于天下有利吗?”
中书令封伦马上顺着他答话:“前代封王也就只封到兄弟,太上皇所封,为两汉以来最多,王爵泛滥,需要无数人去伺候,不是天下为公的样子啊!”
封伦这个人,左右逢源,但在封建这个问题上,还算颇有见地。
于是李世民说:“没错,做天子本应养育百姓,怎么能够劳民伤财,让百姓来奉养自己的宗亲呢?”
十一月,除李孝恭、李道宗等有功之臣外,其余全部降为公爵。天下一家,就是把所有人当家人,而不是只把自己的亲人当家人。
当然,李世民的去封建没有做到彻底,但也已经在一视同仁上进了一大步。
(二)轻刑罚。一次,李世民与群臣商议如何处置盗贼,有人建议用严刑峻法。李世民冷笑说:“之所以有盗贼,在于赋役繁重,官吏贪贿,让百姓饥寒交迫,才会不顾廉耻去行窃。应当节省国用,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自然无盗,哪里用得着重法?”
《资治通鉴》载: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把所有人当家人,才会设身处地为大家着想,而不是简单地用法律去镇压。法家的法制,不适合作为主流政治理念,因为他是君主立场,是典型的私天下。所以单纯用法制,一定速亡。
(三)克私欲。李世民曾对近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剥削人民来供奉君王,就如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充饥,肚子饱了,离死也不远了,所以君王越富有,国家越接近灭亡。私欲太盛则耗费日多,耗费越多则赋役越重,赋役越重则人民困苦,人民困苦则国家危险,国家危险则君王丧命。我常常这样反思,因此不敢纵欲。”
克制私欲,就是格物。可见,李世民对儒家学说的认同已经深入骨髓,家国一体意识非常强。有人以李家不是汉人为由,就认为唐朝不是中国,实为谬论。李唐治国,完全用的是儒家那一套文明理念,张口三王,闭口五帝,怎么会不是中国?
四、民主萌芽
家天下是一种民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以民为本,就要求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实施治理,需要考虑人民的诉求和主张。所以,民本催生民主萌芽。
但是,民主的萌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周封建,是贵族政治,把民本当口号,更遑论民主。汉初与民休息,民主初见端倪,但随后又被士族政治所压制。魏晋南北朝,是各派势力的试验场。至隋朝而统一,就在于民本意识的回归。但隋朝没有做到善始善终,二世而亡。民主萌芽最终在开明的李唐,得到了初步实现,尤其是在李世民对家天下的坚决奉行下,形成了一套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
(一)众议决策。唐初,固定参与国家大政决策的,主要是三省长官,包括尚书左右仆射、门下省侍中两人、中书省中书令两人。其中,左右仆射负责总领六部,中书令负责草拟政令,侍中负责批驳修正。以上,实际都具有宰相职责,也就构成了一种众相执政的局面。不固定者,还有三师、三公、特进、六部尚书、御史大夫等。
有参议权的,还包括尚书左右丞,门下省的侍郎两人、左散骑常侍两人,中书省的侍郎两人、右散骑常侍两人。
另外,门下省设弘文馆,由其他官员兼任学士,属于一种政事顾问机构。李世民尤其重视这个机构,在他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在天策府开文学馆,延揽天下文学之士,公事之余便在此讨论文章典籍。这里的“文学”,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艺术的文学,而是相对“武略”而言的文治之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李世民即位,直接把文学馆移植到弘文馆,“令更日宿直(隔日一值夜班),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就是这个机构,到明朝发展成了内阁。
民主,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核心就是众议执政,防止专制独裁。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民主,并不是说只有选票才是民主。有选票而无众议,还是假民主。
(二)分权监督。三省六部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进一步确立了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的体制。中书、门下省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执行。监督则有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其中,御史台负责搞人,谏议大夫负责搞事。
贞观元年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但实际上,谏议大夫隶属于门下省,并不独立。唐初的谏议,主要是形成了一种风气,并不限于谏官。他们的监督,也不仅针对决策,还针对执行;不仅对事,也对人;不仅对国家朝政,也对个人生活、八小时以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限于互相之间的监督,而是包括了监督皇帝,谏政、谏言、谏行,不一而足,由此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谏官,魏征。
在帝国体制下,皇权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对皇帝施以监督,防止其过分膨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有赖于李世民对家天下的坚持。视天下为一家,才能自觉地接受平等的监督。
(三)科考选举。以上,是唐初政治体制的大略,他已经具备了代议制的许多特征。那么,如何保证执政者的代表性?这就是靠科举制。没有门槛限制的科考选举制度,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社会各阶级都有了进入到国家政治高层的机会,代表本阶级发声。
所以科举制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手段,也是确保执政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制度,兼具选举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加证明唐朝的科举才是真科举,而隋朝的科举,是假科举,是先荐举再考试,是有限选举。隋朝的官员,仍然只代表士族阶级的利益。
这种局面,直到唐朝才有了改观。因为唐朝的学校允许中下层官吏和庶民就读,考试允许怀牒自试,所以保证了官员选拔的代表性。有代表性,就有民主。
总之,唐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中国的再次统一、富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家天下式的民主政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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