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西吉县域遗留比较有特征的文化遗产较少，大多是不可移动文物。每年的4~9月，在田间劳作、修建房屋基地时，当地百姓所称的靴子墓（或穷人墓）时有出土，主要分布在西吉县域葫芦河沿岸的兴隆、马莲、将台、偏城、西滩、兴坪和新营等乡(镇)。
元代钱币主要出土于一些庙址，如1999年6月将台乡羊牧隆城东侧庙址出土有21枚钱币，其中2枚蒙文大元、4枚“至大通宝”、1枚龙凤、1枚“淳化元宝”（背佛像）、3枚“祥符元宝”、10枚折二“熙宁重宝”。2001年9月硝河城南门庙址出土有蒙文大元11枚、背十“至正通宝”2枚，另有1枚直径不到1厘米的“至顺元宝”。元代钱币无论是小平还是大钱，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钱体厚重，钱文粗犷，币值越大，钱径越大，这可能和蒙古民族的个性有关系。
据《中国通史》中记载，元代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中，政府垄断许多商品经营，如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商业活动。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珍宝，如象牙、犀角、钻石、珍贵木材等，都是进口商品。元朝民间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
自货币产生以来就成为历朝历代进行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媒介物，自然也成为国家之间互相通商的媒介物。如西吉县钱币博物馆就藏有安南钱、沙特银币等。
据《中国通史》中记载，元朝通商主要到过安南、摩洛哥、印度，还有南部的具兰、狮子国、马尔代夫，以及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以及中非和中欧诸国。因西吉是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之一，故出土外国钱币应属自然。2007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马莲乡巴都沟发现元代城址，并出土过元代钱币。经考证“巴都”一词来源于元代少数民族，其意是强悍，所以，马莲巴都沟在元代是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地之一。
货币的流通使元代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也把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如元代纸币的发行、应用，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世界货币的发展。元代纸币的使用、发展、推行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崇奉迷信。据史料记载，忽必烈想仿效宋朝铸行铜钱，有大臣劝阻“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于纸币。这样就为纸币的发行奠定了基础。
纸币便于携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元朝货币流通欧亚，故其纸币被世界各国公认。
元代纸币的最大特点是把处罚伪造钱币的法律条文，印制在了钱币上。纸币尺寸和现行人民币一百元大致相同，长25厘米左右，宽17厘米左右，四周为花边，上方从右到左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针对古钱币而言）、十文（针对银两而言）、一百文等，下方印有发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伪造者处罚条文。元朝纸币主要有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共使用了三十六年。虽说元朝以纸币为主，但铜钱也在使用，如西吉出土的元代窖藏钱，多以“至大通宝”（八思巴文）为主，其他钱币辅之。
从出土文物和钱币证实，元代西吉县域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墓葬陪品多以食用器为主，如碗、杯、铁器和农具等，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的。西吉县域出土元代钱币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当朝使用铜钱较少；二是该地区属欠发达地区，当朝主要使用纸币。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3年)铸“中统元宝”，1285年铸“至元通宝”，1295~1297年铸“元贞通宝”“元贞元宝”，1297~1307年铸“大德通宝”，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铸“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八思巴文）折十大钱，钱直径4厘米，内径1.1厘米，厚0.42厘米，重23.5克。
这一时期国内没有设泉货监铸钱，铸量最多的是“至大通宝”钱，所以传世较多。元代早期钱币除蒙文大元和“至大通宝”外，其他无论小平还是大钱出土都极少。元代钱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以纸币和银两为国内主要通货。据史载，元代有些铜钱仅铸数枚，如“中统元宝”篆楷对钱、汉文及八思巴文“至元通宝”相当珍贵。对收藏家而言，想集齐元代铜钱是不可能的。
西吉县钱币博物馆馆藏的银质“大朝通宝”属罕品，出土于西吉马莲巴都沟，钱直径2.4厘米，内穿径0.6厘米，厚0.1厘米，钱风拟似“大定通宝”。另外，伴随“大朝通宝”出土的还有“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至大通宝”铸行于至大三年（1310年），为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折十大钱。“至大通宝”西吉县域出土较多，该钱币窖藏地是一元代城址。元朝钱币出土后锈色多属碱锈，钱体厚重，小平也是同样，文字很不规则；钱文相同的钱，形制也不统一，从钱体形制、制作工艺上看远不及两宋钱。
元代蒙古族是一个靠武力征服、掠夺起家的民族，统治以来，上层社会极度宣传佛教思想，以因果报应学说蒙蔽世人，所以，元代还产生了“供养钱”。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历任天子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贪财好色。皇帝们以卖官来维持荒淫无道的生活，而官吏则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巧立名目掠夺民财，如白要的“撒花钱”、过生日“生日钱”、见面“拜见钱“等。当时的官场如市场，明码标价，公开买卖。敛财的手段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追节钱”“寿钱”“压岁钱”“稳官钱”，还有生孩子的“喜钱”等。僧侣们为掠夺财物巧铸“供养钱”，贪得无厌的喇嘛僧道则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
孙仲汇先生在《古钱》一书中记载：有个叫龚柯的僧人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后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皇帝知道后却不做任何处理，可见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寺院铸钱盛于朝廷，所铸供养钱西吉县也有出土，但出土的供养钱品相粗糙、文字随意、钱体薄厚不一，这也是寺院贪钱图财的见证。元朝的灭亡与官府搜刮民脂民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据《中国通史》记载，元代农民起义军铸钱币甚多，这部分钱币十分珍贵，西吉县域很少出土，特别是有背文的元代钱币更为罕见，民间市场上也很少见到。
2002年西吉县马莲乡巴都沟山洪冲出一枚折二“大中通宝”，直径2.5厘米，内径1.1厘米，厚1厘米，重 4.1克；还有一枚“龙凤通宝”，直径2.5厘米，内径0.7厘米，重3.1克。据史料记载，元末铸有“天启通宝”“太平通宝”“天定通宝”“大义通宝”“天佑通宝”等，这些钱币存世时间短、数量少、流通范围小，无论是小平还是折几钱，都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如农民起义军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带领红巾军起义，所铸钱币“龙凤通宝”就是历史的见证。另有平民出身的张士诚率领盐民起义，杀富豪，焚官舍，并铸造有“天佑通宝”，钱文书写沧桑、遒劲，钱体规整。精通文史、看破红尘的陈友谅，深知大元奸佞当权，朝政摇摇欲坠，他几经周折，趁势发力，自立为汉帝，改元大义，并铸造有“大义通宝”。
1994年，西吉县什字乡北台出土窖藏钱币368枚，26品，上自五代，下迄清代，其中有2枚“大义通宝”折二钱，钱直径2.9厘米，内径0.8厘米，重3.6克，窖藏为洞穴，直径120厘米，深110厘米，距地表90厘米。该钱币铸造精良，钱文粗犷有力，深受收藏家青睐。
元末农民起义军所铸的钱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残酷历史。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