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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明朝的藩王，或许人们想到的是靖难起兵，称帝迁都，北伐大漠的燕王朱棣。
或许想到的是掀起了仅仅四十三天就被平定的“宁王之乱”，成了王守仁一生“立功”注脚的朱宸濠。
或许想到的是家产“半江北”，搬家都能花几万两银子，最后被李自成割肉吃掉的福王朱常洵。
由于朱元璋的开国政策，明朝的国库被货真价实当猪养的朱家亲戚们吃的干干净净，也是导致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明朝藩王在历史上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正面角色。
但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么多的宗亲，总是有几个可堪大用的，虽然他们不能参与军事和政务，但还是可以在其他事业上发光发热。
比如说本文提到的这位“乐王”。
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郑王朱厚烷因为规劝嘉靖皇帝不要整天嗑药修仙，枉顾国事，而被皇帝延误，嘉靖皇帝责斥朱厚烷“私自研究历法乐律”，有谋反的动机，将他软禁到了凤阳。
年仅十五岁的郑王世子朱载堉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他爹没错，便一个铺盖卷搬出了王宫，自己盖起了一座小土屋，没床没椅子，以杂草铺地，宣称只要他爹没放出来，他就会一直住在土屋里面，以示对朝廷诏书的抗议，并希望他的孝心能够打动皇帝。
嘉靖皇帝对此颇为不满，将郑王府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了其他人处理，这些人也自以为“窥明上意”，有意的不给朱载堉足够的钱粮。
大家都认为这是未成年的朱载堉瞎赌气，他一个锦衣玉食的少年，能在四处漏风的土房子里面住几天？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朱载堉就会灰溜溜的搬回王府。
朱载堉表现出了惊人的固执和坚持，他自力更生，与贩夫走卒为伍，在那间土屋子里面，一住就是十九年！直到新皇帝登基，赦免了朱厚烷，朱载堉才搬回了王府。
过了近二十年苦日子，一般人往往会报复性的奢侈享受，但朱厚烷和朱载堉父子俩却与此相反，他们在二十年中不断的思考，对物质上的享受并不在意，而是追求精神上的卓越。
父子两个都投入了对乐律的研究。
音乐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变化，所以在古文化中，音乐往往被视为是跟“天”沟通的语言，具有神性，这也是朱厚烷私下研究音乐获罪的理论依据。
不过新皇帝宽宏大量，对自家这些远方亲戚，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朱厚烷和朱载堉就得到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中国的音律最早是管仲发明的，即“三分损益法”，某一个音的2/3或者4/3的频率来确定新的音，这一方法与西方毕达哥拉斯“五度相生法”类似，但早了一百多年。
这一方法在现代找到了理论依据，机械波理论——频率为整数倍的两个波，波形可以叠加为有同样有序的形态，而非整数倍的波形叠加则会杂乱无章。
通过这一理论，古人们不断的尝试改进这一律法，西汉年间发展到了“六十律”，南朝更是有学者提出了“三百六十律”。
然后，就推算不下去了……东西方的音乐家不约而同的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的音阶循环一个周期后，没办法完美的回到本律上，所以没办法周而复始的旋宫转调，对中国的古代乐师而言，就是他们始终找不到第一律“正阳之音”黄钟的还原点。
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推导并确立了一个“纯律”的律法，但却经常出现“狼音”，也是第一音无法正确还原导致的问题。
（现在的哆来咪发扫拉西——下一个音就回到了高八度的哆上）。
这其实是个数学问题，三分损益法中每个音都会跟其他音成2:3或4:3的频率关系，所以不管推演多少次都不会得出整数倍关系来，黄钟自然无法归原。
数学问题，就要通过数学方式来解决，朱载堉从音乐家发展到了数学家，他先是发明了一个81档的算盘，然后凭借自己的一双手，硬生生算出了2的12次方根，还将这个数字计算到了小数点后24位！
再重复一遍，81档的算盘，2的12次方根和小数点后24位！
朱载堉将自己的运算结果和计算过程都详细的记载下来，命名为“新法密率”，他成功的将传统乐律的一个“八度”平均分成了十二份，并规定任意相邻的一份为相同的音程，这样一圈下来，实现了音阶的返宫，这是现代音律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音乐界的转音难题！
朱载堉往后，人们对于音阶的计算，再没有什么推陈出新的余地，能做到的只是计算小数点后25位再往后的数字……
值得一提的是，朱载堉记载“新法密率”的书籍《律历融通》完成是在1581年，几乎与此同时，遥远的西方，一个伽利略先生（课本上的伽利略的父亲）用舒特琴示范了一种音律，并创作了24首组曲。这是西方音乐的巨大突破，老伽利略也是第一次对十二平均律进行估算的西方学者，只是他提出的音律相比朱载堉而言，并不算非常精确。
直到50年后，一个法国人才针对各个音的等比关系提出了准确的数字，1.059463，这是西方历史第一次出现这一数值，也仅仅是小数点后6位，远低于朱载堉的小数点后24位的精确。
因为朱载堉提出新法密率后，利玛窦抵达了东方，而利玛窦与上述的法国人之间有不少书信往来，所以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利玛窦看到了朱载堉的书籍，并以此启发了远在西方的朋友……
如果说朱载堉是用数学精神和数学工具，解决了音乐上“黄钟归原”的问题，让转调和和声再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将十二平均律真正的应用在音乐上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140年以后的巴赫，这位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山鼻祖，其《十二平均律曲集》是现代音乐体系建立后，第一部完整使用所有调的键盘曲集，被称为音乐界的《圣经旧约》，巴赫证明了十二平均律的适用性，也让其成为了律制的基础和核心，实现了音乐的普及，从此之后，学习音乐的人们再也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宅子来存放乐器商按照旧律制制造的庞大的键盘群了。
能够发明81档算盘并计算2的12次方根，朱载堉的数学才能不言而喻，他完成了音乐上的开拓后，又将目光转向了律法。他不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北京地理坐标的人，还算出了当时通用的历法存在相当的问题。
明朝沿用了元朝的《授时历》，变更为自己的《大统历》，二百多年时间，积累了极大的误差，但是当朱载堉与另一名大臣邢云路上书建议修改历法时，却遭到了钦天监为首的大臣们的激烈弹劾，甚至要求动用“厂卫”去缉拿朱载堉和邢云路二人，弄得朱载堉日夜不安。毕竟明朝是一个对历法极端看重的朝代，当年朱厚烷的罪名之一就是“私自研习历法”。最后还是万历皇帝亲自下诏，按下此事。
但《大统历》的问题也暴露在所有人眼中，又过了数十年，崇祯年间，朝廷组建专门机构，以徐光启和汤若望等人为首，编写了中西合璧的《崇祯历书》。
朱载堉一生著述许多，从音乐，到数学，到天文，到无道，到文学和哲学，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以后世的人们尊崇他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以及“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
或许是少年时期的陋室生活，让朱载堉变成了看惯人情冷暖一个“仇富”的宗室，他写过一首散曲《山坡羊》：
劝世人休结交有钱富汉，结交他把你下眼来看。
口里挪肚里僭，与他送上礼物只当没见；手拉手往下席安，拱了拱手再不打个照面。
富汉吃肉他说天生福量，穷汉吃肉他说从来没见。
似这般冷淡人心，守本分切不可与他高攀。
羞惭，满席飞盅转不到俺眼前；羞惭，你总有钱俺不稀罕！
也写过一篇《醒世词》：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
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搁了自己。
对于荣华富贵，朱载堉避之唯恐不及。他父亲朱厚烷去世后，按照惯例和礼法，世子朱载堉应当继承王位，但他却说自己卧病在床，啥都干不了，万历皇帝对自己这个有才能的亲戚还是有印象，特地派了使者前去，敦促朱载堉打起精神。
朱载堉只好起来干活，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新的郑王。
数年后，他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将郑王的爵位和俸禄都给别人。
一时间朝廷上下都懵了，即便宗室不能做官，但堂堂王爵，地位超然，荣华富贵，怎么能说让就让了？
前后十二年，朱载堉上了七次奏章，才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准许他辞去爵位，但万历皇帝也要求官府一定要好生照顾朱载堉，并承诺他的子孙仍能封王，只是减一等，从郑王改为东垣王。
没有爵位，朱载堉一身轻松，他自称为道人，搬到九峰山下，种树养猪，饮酒高歌，过起了田园生活。
数年后，朱载堉在自己一手建造的房子中病逝。
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全才科学家，足以与同时代的李时珍、宋应星和徐光启等人并列，但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后三人在现代名列教科书，为人们所熟知，而朱载堉的名字却仅仅待在学者们的书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