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历史大幕下考察人性变异
——读陈歆耕长篇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
丨吉光
蔡京在北宋晚期任相十八年之久，对北宋末年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他的作为加速了北宋政权的衰败，被后世斥为“六贼之首“。陈歆耕先生的新著《蔡京沉浮》以33万字的规模，对蔡京进行了深度解剖，令人信服地向读者解说了蔡京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既“奸”又“雄”、奸到极致、雄到超群的复杂人生。
要说准、说透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就必须充分展示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蔡京是在北宋新党与元祐党人相互斗争中煎熬成的畸形人物，因此，《蔡京沉浮》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北宋朋党之争的来龙去脉，其间的腥风血雨。从这个意义上说，蔡京的复杂人生，仅仅是《蔡京沉浮》叙事中的“一根藤蔓”，完整、准确、透彻地了解北宋晚期朋党之争的历史，则是笔者更可贵的阅读收获。
（刊2022年6月1日《中华读书报》
北宋政权在真宗、仁宗、英宗长达七十年“因循苟简”思想的统治下，军队、官员、皇室都在一天天地腐败，人民负担加重，宋王朝财政危机加深。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范仲淹即提出改革，因遭贵族、官员反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其基本主张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以“善理财”来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所得收归朝廷。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们的激烈反抗。随着变法的推进以及反对者的抵制，在朝廷内外形成了“变法派”和“保守派”两个派系势不两立，相互攻讦的局面，并逐步演变成官场恶斗。叙述北宋历史，其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争斗是绕不开的话题。研究这个专题的专著很多，而《蔡京沉浮》对北宋朋党之争的历史叙事与其它著作多有不同。
不用非黑即白的方法解读朋党之争
王安石变法以及由此引起朋党之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说清这个过程需要长篇大论。在《蔡京沉浮》中，作者往往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轻松地把一个个过程说得清清爽爽，而且饶有趣味。
简言之，王安石在变法之初意气风发，它得到宋神宗的支持，由于保守派的反对，神宗犹豫了，王安石数次被罢相。后来神宗在王安石罢相后，仍倚重变法派大臣继续推行新法。1085年神宗病死，英宗的太后高氏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扶佐十岁的赵煦（哲宗）执政，高太后反对新法，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全面否定新法，排挤变法派官员。1093年，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他反对保守派，变法派再度执政。1100年哲宗死，神宗皇帝皇后向氏以皇太后身份“权同处分军国事”，试图引进旧党人士，形成两党共同议政的调和局面，遗憾因为旧党得势后的反扑，调和失败。1011年以后，北宋进入了徽宗、蔡京腐朽统治的年代，保守派遭清算，许多“新法”已经变了味，政治黑暗，北宋走向衰亡。
王安石当官从州县起家，他对宋王朝统治的弊端看得真切，他的改革是切中时弊的，如果能够在上下一心的氛围中成功推进，那么，宋王朝的后来可能是另外一番气象。可惜保守派对王安石变法嫉恨如仇，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单从这一点上看，变法派是“正方”，守旧派是“反方”。然而随着双方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的较量，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变法与反变法之争变成了为利禄之争的恶斗，双方都“以人划线，有我无你，以牙还牙，以怨报怨”，最后到了比谁手段更狠、更“下三烂”的地步。朝堂上下被闹得乌烟瘴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朋党之争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纯粹是官场恶斗。北宋晚期朋党之争的后果，导致频繁地朝令夕改，底层官员和百姓无所适从，赵宋王朝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无休止的震动摇晃中逐步散了架。《蔡京沉浮》客观地告诉读者，不能用简单化地用谁正确、谁错误来判别元祐元年之后的所谓“变法派”与“守旧派”。
客观准确地剖析朋党之争中的人物
北宋朋党之争中两方的人物，大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蔡京沉浮》中，对所有人物的刻划描述，无一不鲜活丰满。更可贵的是，作者对这些人的记叙都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窠臼，不掩饰，不描黑，实事求是。
在朋党之争中，苏轼是属于“守旧派”行列的。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他豪迈放达，为人率真。然而，由于苏轼深陷于朋党之争，他一度变得一点儿也不“旷达”了。变法派人物章惇曾经是苏轼的密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是同年进士，在陕西路初任官时，曾一起担任考官，一起徜徉山水。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落难，章惇甚至超越政见分岐，在神宗面前为苏轼说情。可是，在元祐元年变法派失势之际，苏氏兄弟上表，指斥章惇推行免役法的问题，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章惇遭罢职后，苏轼对章惇又“补上一刀”，向朝廷上奏《缴进沈起词头状》，把当年章惇处理边事时“招降五溪边民”一事说成是“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在这里，苏轼为了党争，议事颇有些“指鹿为马”了。党争让苏轼失去了自己才华横溢、有情有义的本性。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往，笔者读《苏东坡传》等著作，只看到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后来又一再遭贬的磨难，并不知道苏轼在党争中曾有“失策”的举动，读了《蔡京沉浮》，才找到苏轼一生遭际的逻辑依据。党争造成的压力，挤逼得每个经历者的人格扭曲变形。
在《蔡京沉浮》中，剖析得最深刻、细致的，当然是蔡京了。作者运用丰富的资料，广引博证，令人信服地道出,蔡京有极好的天份，有眼光，有魄力，在北宋朋党之争中人格被扭曲，恶劣的品性得以野蛮式滋长，变成一个“有才华而又缺乏仁者之心”的官场怪胎。他与昏君宋徽宗有着扯不断的扭结。在相位上，蔡京“做好事风生水起，做坏事手段霹雳”。蔡京认为，做“好人”与做“好官”两者不可兼得，这是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心理依据。在本书中，作者也如实陈述了蔡京为相期间所做的不少有正面意义的事。比如，北宋后期在承续王安石新法方面有突破性贡献者，非蔡京莫属；蔡京直接推动了“崇宁新学”，通过官办学校，直接从优等生中取仕授职，这是对隋朝开科以来取仕模式的一次革命，“堪称中国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创举”。蔡京与宋徽宗还创办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创设了对鳏寡贫病老弱者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些举措对后世的影响不小。本书作者认为，世界上的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对蔡京所做的坏事要不加掩饰地揭露，对他所做的善举也要如实地反映。作者一再重申，写《蔡京沉浮》绝无洗刷蔡京“奸”和“贼”的污迹之义，而是要还历史本来面目。
谈北宋朋党之争，对司马光的评价是绕不开去的，他是反对新法的“领军式人物”。《蔡京沉浮》中评说司马光的“点睛之笔”令人过目不忘：司马光“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其实是陈腐的、守旧的、不值一提的”，而他所著“《资治通鉴》却将他推上了中国乃至世界一流史学家的宝座”。司马光没有基层任职的经验，对宋王朝治下社会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反对新法，只是一味地宣泄窝在心中的怨气，对新法的必要性没有基本的理性判断。元祐元年，主张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年幼的皇帝登基，敌视新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辅佐高太后尽废新法。史学家评论：“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多年的老妇人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合力挥着政治锄头，期年之间，便把神宗和安石辛苦构建的成绩芟除得根株尽绝。”朋党之间的斗争由此升级。作者对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痛加贬斥，而对《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则推崇备致。值得称道的是，陈歆耕先生写作此书时，也秉承了司马光的治史认知，即对“正史记载的未必全可信，杂史小说记载的未必全无所据，兼取二者之长”，作者对《宋史》多有批判精神，对《邵氏闻见后录》《宋元学案》等著述，则持审慎接受的态度。由于广证博采，精心鉴别，《蔡京沉浮》对北宋党争的书写，资料更全面，叙事更翔实，表述更灵动，视野更开阔。
掩卷思考“不争论”
在《蔡京沉浮》中，作者独具匠心地把王夫之《宋论》中谈论北宋亡国原因的内容附在书后，读来令人深思。宋亡的原因，王夫之列举了很多条，其中就有“哓哓者满堂也”。大臣们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争辩得唾沫横飞，而真正关乎百姓安危、国家存亡的大事，或熟视无睹，或辩而不决。从1067年王安石变法开始到北宋灭亡，朝堂内外朋党之争持续近六十年，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北宋的殷鉴何其深刻，其时，也有有识之士指出平息朋党之争的必要性。名臣陈瓘就提出，“为今之计，唯绝臣下之私情，融祖宗善意，消朋党，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只可惜陈瓘的话，执政者听不见去，“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登高呼喊分贝不够。
平心而论，北宋政权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征战，以及他们对兵制、官制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结束了唐后期以降近百年的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使人民得以休生养息，经济得以发展。宋朝开创的政治格局对后世影响巨大。《蔡京沉浮》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叙事中，对宋家王朝并没有浅薄的调侃和挖苦，而是在认真梳理、考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事理进行严肃透彻的剖析，生动形象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幽默风趣，但绝不轻佻，《蔡京沉浮》的叙事是庄谐并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