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王封臣写的这本唐朝狄公传记时，恰巧又刷到了另一个名臣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的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up主讲到刘统勋一生的追求“士亦视有益于世否耳”，这个世界真的因为我而变好了一点吗？
读着这两位盛世功臣的故事，即使相隔千年，未曾有过照面，我仍觉得，他们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知己之感。
不单单是常言中所说的忠臣，按照作者王封臣的理解，他们更是难得的“经济之臣”，是经世致用、造福百姓的王朝栋梁。既有天下为公的志愿，又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最关键的是，还具有灵活变通的处事能力。如管仲、萧何、诸葛亮、张居正等人皆如是。
大多数人，求仕途，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好过一点，说来也无可厚非。但一想到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觉得心目中的士大夫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可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隔膜吧。
当书中提到彭泽县，对比陶渊明、狄仁杰和范仲淹三人，确实有种高下立分之感。
作者王封臣讲，陶渊明做彭泽县令，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最大的事情不过是跟家人争该在分到的职田里种酿酒用的秫米还是填饱肚子的粳米。嗜酒到发疯，更无父母官的样子。让他穿着体面点见个上级，就像是踩了尾巴的猫，炸了毛。
而狄仁杰、范仲淹等人，为任一方就造福一方，为百姓分忧解难、创收增益。这才该是一个地方官该有的样子啊。
当然，这种选择可能也有环境的原因，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而狄仁杰和范仲淹正值唐朝和北宋鼎盛之时。时势和英雄，不能简单说谁造就了谁。
陶渊明的存在是文人群体中个人意识的发展，“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自许；而如狄仁杰等人，则是集体意识的升华，先天下忧而忧。
书中讲，狄仁杰虽然出身比较低的明经科，但他优秀的工作能力还是让他很快从众多臣子中脱颖而出。
首先是他在刑部足称劳模的业绩，一年审理了一万七千余人，还没有不服上诉的。我相信，就算去了些许水分的案件，那工作量也是十分惊人的。
其次是狄仁杰真的敢干。面对皇帝正当宠信的佞臣，他敢参奏；面对盛怒的天子，他敢挺身护住犯了过失的将领；面对泛滥成灾、敛财害命的鬼神崇拜，狄仁杰顶着世人的压力毁庙焚祠；面对强横的突厥、契丹，他仍能挺身而出守护一方百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有着颇圆滑的手段。比如说，众臣都对唐高宗大兴土木造宫殿颇有微词时，他转而收集督造者各种实锤贪污行为予以上报；被武皇培养的酷吏诬陷而下狱，狄仁杰能屈能伸，坚信武皇只是打击政敌，不想伤及太多，面对恶吏没有硬刚，含糊认罪以自保后，设法传信于人，最终证明清白……
但是，尽管狄仁杰这样的人物令人敬仰，可书读下来还是颇令人感到不是滋味。
一来是他几乎每到一处，无论长短，几乎都会提到树碑立传之事。
如果干个十多年，再不济三五年，我还能稍微接受，但是就去短短三五个月的时间，百姓就做出给他立祠一类的事情，就觉得十分不合理。什么样的政绩，能够三五个月就能让一地方形貌大变以致百姓刻碑文长期歌颂？到底之前的地方官究竟有多不作为？或许，也只是像如今送锦旗一般，稍微有点政绩的都会给？
二来是作为武皇底下的一大能臣，感觉狄仁杰对当时不良风气的朝政并没有太多影响。
武皇任用酷吏滥施刑罚，为争权夺利视战争为儿戏，一大波不堪重用的亲信为祸朝堂和地方等等，读这些部分时真的让人气闷。明白狄仁杰只是一个臣子，卷入王权之争很可能瞬间碾为齑粉，但是看他四处救火，尤其是收拾那些不堪重用之辈惹出的乱摊子，并不能从这些事情中觉得狄仁杰多么功高至伟。
就如最厉害的医者，应该在人未病之时就察觉出不妥之处，退而求其次，才是能治好病的。但事已至此，狄仁杰能补窟窿，已经是世上少有的“良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