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名家精讲
#头号有新人#
当一个王朝腐朽没落时就好像一个人身体衰老时的状态，任何一个原来自己可以抵御的疾病都会迅速恶化成不治之症。当我们回看明朝崇祯皇帝的挣扎时，也许可以先放下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上帝视角的傲慢，客观地想一想整个大明王朝疾病恶化的过程。
崇祯是一个少有的末代皇帝（当然若不算后面的南明小朝廷，明朝可以算是亡在他手里），他勤政、简朴、果敢、又有上进心。就连伟人都评价：“
崇祯不是个坏皇帝，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人说崇祯当时执政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好。天时不好，赶上“小冰期”，粮食减产加之瘟疫横行。地利不好，都城北京暴露在外族的攻击范围之内，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日渐逼近。人和不好，朝中庸臣当道，明明家财万贯却连军饷也不想出，频出昏招还不许崇祯跑路。这些说得都有道理，但也很片面，似乎把一切都归于运气和崇祯的决策失误。就连崇祯自己也觉得是运气不好，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的感叹。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历朝历代在其鼎盛时期就没有同时遭遇过天灾、外敌、农民起义、瘟疫吗？这恰恰是历史书给我们的错觉。每一个朝代这些东西都是同时伴随的“家常便饭”，关键在于当时王朝是否还有力气。汉武帝时期，外有匈奴，内有淮南王等诸侯叛乱、天灾也不少，直接刺激董仲舒用来举“天人感应说”的例子，可那不也是汉朝强盛时期。唐太宗时期，外有突厥入侵打到长安，内有割据叛乱。
贞观元年春,先是河北大旱,到了夏天,山东诸州也大旱;二年春夏,关内诸州大旱;三年,关内诸州又旱。随后水灾、蝗灾、地震、疾疫等，接踵而至，一样没少，可还是成就了贞观之治。可以说，崇祯面临的问题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常规问题，没什么意外的，更不是什么历史的玩笑。可为什么亡国殉国的还是这么一个不算昏君的皇帝呢？
其实答案在于王朝本身抵御外来挑战的能力减弱了。自己身体里的抗体、白细胞少了，营养不良了，各种病毒自然施虐。首先，明朝的体制经过长年运转，已经滋生出一套与之抗衡的腐败机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王朝从上到下都已经可以熟练地规避体制去牟取私利。面对制度已经没有更好办法对付的腐败，贪官污吏就像人体里的寄生虫，不断吸取王朝养分，导致王朝财力枯竭。
其次，轻视贬低军事建设。由于王朝是靠军事斗争夺取政权，所以对武将和军队十分忌讳。重文轻武，荒弛武备有意为之，时间一长，军队战斗力减弱，具有指挥能力将军减少。即便在面对武器装备，兵力数量，军事技术与自己相当甚至弱于自己的外族，也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回看历朝历代最强盛时期无疑不是王朝军事战斗能力在周边的最强时期。军事建设一放松，想再抓起来就很难了。
最后，官员脱离群众。即便是不贪腐，如海瑞这等廉洁，于王朝而言也并非治国良臣。早期王朝贤能之臣或多或少曾经混迹于民间，深知百姓之痛，百姓之难，所拿出的方针政策不一定是以民为本，但也可以说是有维稳之功效。可是随着官员入职升迁越来越不重视基层实干的经验阅历，民间草根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少，级别也越来越低。高级官员的选拔越来越看重家世、出身、门第，文采，一批饱读诗书但是不懂民间疾苦的人走上高位，这些人制定的政策脱离实际、无法执行难道不是必然吗？负责治理的官员与老百姓疏离之后，一出大事，国家自然会局面失控。即便崇祯读再多书，脑袋再聪明，他也拿不出能够顺民心，解民难的政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回到现象上，正如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时对伟人教员所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