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财政中央集权、地方财政日益困窘，地方通过法外征敛来解决财政困难，使得仓储管理秩序逐渐混乱。
熙宁变法前，诸司诸仓库吏人并无俸禄，这使得管理仓库钱物之类机构的吏人，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
另外，粮米本身属于易腐坏物品，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又存在损耗，种种弊端，使得仓储官吏等亦得以从中“渔利”。
而仓政的腐败，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仓储官吏的违法行为，中饱私囊，不仅影响了仓储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窘，进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地方财政困窘
两宋时期，冗费沉重，财政常年紧张，中央不断增加对地方的征调。北宋大致从仁宗起，因为财政开支的增长，对地方上贡额度不断上调，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北宋前期国家财政较为宽裕，地方开支经费相对充足，财政管理中基本可以做到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兼顾。
仁宗年间，地方出现经费亏空，中央自顾不暇，而至北宋后期，君臣恬嬉误国，地方赋税征敛的情形更加恶化，南宋时期的地方财政困窘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地方财政困窘，但为了满足中央的上供额度，州县只能依靠非制度化、“非法”之入，增加税收，加重对百姓的征敛。
宋代中后期，地方收纳粮米时耗上加耗，名目繁多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五花八门。
中央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导致仓储财务的混乱，为仓储官吏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
宋代两税的附加税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与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斛面斗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以及其它共13项，每一项又有许多不同的名目。
中央因无法调整赋税制度，加之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不能很好的平衡，只能默认地方用附加税、非法征敛的方式去解决财政困难，名目繁多的加税，为赃污之吏渔利百姓提供便利，以加耗、斛面为例。
加耗是指在粮米征收时，为弥补在运送、保管过程中的损耗，规定每税粮一斛加耗一升。
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政府为满足自身的财政需要，通常各自规定粮米的加耗数量，北宋宣和年间，江东路“输苗米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
斛面的征收，用以取赢。而斛面具体堆高至多少，属于不定量，根本无法计量，全凭吏人高下其手，高出斛面少者可收数升或数斗，反之，则加倍征收。
绍兴二十一年（1151），知桂阳监赵不易说：“湖南人户纳苗，往往州县高量斛面，一石正苗有至三石，少至一倍。”
加耗、斛面的具体数额在仓储官吏的操纵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数额不确定，使得朝廷无从核实，而地方财务账籍的各种制度，也逐渐无法落实。
北宋末年，州县收支官物，称“账内官物与簿历不同，簿历内又与仓库见在不同。至有账尾见在钱物一二十万，而历与库内全无见在。
攒造驱磨申奏，徒为无用之空文。”帐内官物、簿历记载数量、仓内所存实际粮米数额，都是不同的，甚至尾账有记载钱物一二十万，但仓内并不存在。
至南宋，情况更为严重，“凡州郡之出纳，则不与知焉”受纳、支出已无具体的数额，这无疑为官员的私营创造了条件，乾道二年（1166），尚书度支郎中唐瑑说：“究实湖广总领财赋，缘积岁不曾检查，本所姿纵，弊源甚多。”
这些名目繁多的增收羡余，为赃污之吏渔利百姓，贪污中饱提供便利，又因地方财务账籍的漏洞，仓储官吏更是为己谋利，损公肥私。
仓储官吏俸禄低廉
宋初官员的俸禄，沿袭五代旧制。仓储官员的俸禄根据其品阶数额不等。州仓一般由州、军的属官诸曹官之司户主管，县仓由府、州、军派遣属县官吏监领。
在位置重要或大型的州县仓处，宋廷专置监当官管理，而监当官多由选人、使臣差充。选人是文阶官中最基层的一部分。
可知，州县仓储官吏的品阶较低，俸禄不高，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以及常人的消费量论，如果一家20口，一个月大致口粮需要花费4050文，酱菜柴盐副食品花费6000文，两项支出合计超过十千文。
太宗淳化二年（991）九月，御史中承王化基奏称，当时以“朝官、诸色使臣及县令、簿、尉等所费，高卑相半，折而计之，一人月费不翅十千。”
可以看出，大多数官员的月俸在十千文左右。担任仓储官员的部分选人（包括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簿尉），若家庭人口较多，月俸十千文，养家糊口实属困难。
王安石在庆历年间，指出州县官生活窘迫的境况：
其下州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
有的县尉月俸仅五百九十文，乃戏作诗文：妻儿尚未厌糟糠，童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可见，大部分担任州县仓的仓储官员，品级不高，俸禄低下，很难保障家庭的正常开支。除此之外，仓内还设有专知、副知负责粮米的收支事务。
专知、副知之下又设有若干攒司、斗子、脚子等吏人，主要负责粮食的称量、质量检验、搬运，看管及抄写簿历等事务。专知、副知和称专副，是州县公人的一种。
元丰改制前，宋代的仓吏是没有俸禄的，他们受官员的指挥，在称量、搬运粮米时，利用职务之便，从中获取好处。
而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丰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追求物质、名利、金钱等。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仓吏的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
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上自省府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乎，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成。”
“而因其受赇，生事坏法”的现象频频发生。熙宁三年（1070），仓吏在仓储受纳、支出过程中，偷盗、克扣粮米，“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贪污受贿，搜刮百姓。“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员，实无心推究人枉直。”
仓储粮米运输、储存条件限制
粮食在运输过程中不免有损耗，保存过程中容易腐坏。但部分仓储官吏借其粮米不易储存、运送过程存在损耗的特征，从中渔利。
北宋的漕运形成以都城开封为中心，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为主要线路的放射性漕运网络，四条河流每年750万的漕粮运输能力。
在运输过程中，一些河段水流湍急，险滩颇多，加之下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漕船损坏覆溺、粮米遗失的情况时有发生。
徽宗崇宁三年（1104）九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曾孝广指出：“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准堤......虽免推州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
上供漕粮要到转般仓卸纳，装卸程序必不可少，装卸过程中不免有折欠与损耗，为监仓官吏们乞取钱物提供了便利。
储存过程中又会有偷盗现象发生。“今真州共有转般七仓，养吏卒糜费甚大，而在路折阅，动以数万，良以屡载屡卸，故得因缘为奸也。”
粮米本身就属于容易腐坏的物品，储存时间比较短，“麦贮于仓率不过二岁，多则腐朽不可食。”
因此，在受纳时，要求粮米干燥。但是，一些负责押运粮纲的军兵偷卖漕粮，为补充所缺，在粮食中掺入水土增加重量。
而加入水的粮米难以储存，为能尽快交纳，减少损失，纲运官吏、水手只能向转般仓官吏行贿赂。
宋代漕船水运官兵盗取漕粮已是一个遍性的问题，他们为了掩盖偷盗痕迹，通常会给粮食掺水以增加重量，而粮食一湿就难以储存。
这为转般仓官吏敲诈勒索找到了借口：仓储受纳的粮米需要保持干燥，最终接受粮食的军兵等也对粮食的品质有要求，而漕船经过掺水的的粮食肯定是不合格的。
转般纳入者动经旬月不为交量，如果某一纲的漕船的粮食被指不合格，船都停在港口日复一日的等待，本纲官吏、水手是万分焦急，行贿受贿乃是情理之中。
而且在交粮时，仓官通常会为难漕卒，使他们亏额受罚，所以漕卒在交粮时，为了避免科罚，不得不向仓储官吏们行贿。
除此之外，仓政的腐败原因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仓储制度自身存在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个人独裁，集国家最高行政、军事、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
尽管宋代建立起了自上而下，严密的监督管理体系，但实际上，在君主专制背景下所建立的官僚体系，受上级和皇帝的监督，而不受下属的监督，逐渐异化为“官大法大，官小法小”的局面。
专制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一切可靠条件的话，那么，利欲衡行时代则自然会借助这种条件，使贪污腐败之风肆虐妄为，贪官污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再者，仓储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例如常平仓籴粜粮米时，往往要层层审批，待所有审批结束后，方可籴粜，但此时籴粜已失去了最佳时机。“
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是失时，谷价倍贵。”籴粜粮米的程序繁杂，部分官员怕麻烦，选择不开仓，既不收籴，也不出粜，“官员怠慢，厌籴粜之烦”。
朱熹也指出常平仓、义仓“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部分仓储官员怕麻烦惹事、怠慢、不作为，使得豪强商贾趁机买入百姓粮米囤积，之后再以高价卖出，贱买贵卖，最终，百姓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