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四大喜事,婚姻大事更是重中之重,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是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封建王朝,后来女皇武则天当政,社会包容度更高,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婚姻已经非常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否是绝对的呢?
其实不然,虽然在电视剧以及历史轶事中,观众能看出唐朝女子生活的纵情恣意,婚姻更是开放包容,但真正能无所顾虑也是少数,在婚姻选择上非常慎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硬核要求,比如钱财、才学与门第都是关键因素。
一:钱财作为婚姻选择的基本要求,导致婚姻有时成为一桩交易
魏齐以来,社会阶层发生一定变化,因此也影响到了婚姻。在之前,钱财实际是婚姻的附属要求,虽然必不可少,但也并不需要男方花费天价的彩礼,即早期的六礼之一的“纳征”是非常纯粹的。
当时更加强调社会政治地位方面的门当户对,直到魏齐。后来逐渐出现士族与其他阶层通婚的案例,为了寻求平衡,假若女方的身份高贵,男方就需要花费更多的钱财来弥补女方的“损失”。
在这里也能看出,实际上女子在这一婚姻交易过程中并未真正得到什么,那些昂贵的彩礼也是补填到了女方的原生家庭中。
唐初的社会风尚就是如上段所述,当时的世家大族,也就是以“崔卢郑李王”等五姓八家为代表,对这种买婚为尚“纳货旧门”的事乐此不疲。
说来还有一件令人玩味的事,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还对这种现象感到颇为奇怪,酒宴之时,特意问了大臣,结果大臣们但笑不语。太宗的疑惑并未妨碍这种婚姻现象的发展,社会上反而更加盛行这种婚姻选择。
比如当时有女陇西李氏,前京兆府兴平府县令通长女,有男元氏(庶人),庐州府君第十四子,《汇编》贞元中对元氏的评价是“无禄而富,无位而尊”,两人结为夫妻的条件就是财富。再如《旧唐书》记载太原王氏“早贪诗礼……纂组女工,得家人之深旨”,而男方“资盛之职……必资中馈”。
这种示例很多,且都是有明确历史记载。但其中存在巨大的弊端,就是女方家庭几乎不会看重男方的人品,他们无论男方家中的资产是如何获取的,有钱就行,如此一来有些人品格低劣也是难免,女方家庭却对此无视。所以男方与女方的婚姻本质上就成了一种交换。
还有一点就是唐朝的聘礼没有限制。在今天,我们也常说何地的聘礼之高,但基本都是有上限的,当然部分富豪除外。唐朝时期对聘礼的放纵显而易见,但表面的遮羞布还是有的,当时的法律也规定避免铺张浪费,却形同虚设。
唐人的功利心很强,这种财富婚姻又导致了一定的攀比之心,时人普遍追求推崇有才的家庭,如此一来,贫困之家就受到女方的鄙视。比如《汇编》长庆记载,李会昌就是因此“官薄未娶”。
二:唐朝社会除了看中实际财富,还看重男方的潜力财富,也就是才学
唐朝是一个政治制度极度变革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应用打破了原先的选官模式,“名居高者无不登第”,“位以才升”的观念逐渐被社会的各个阶层接受,因此贫苦之家的孩子也有了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自然也影响到了择偶观,有女子本身家世平凡,却因夫君取得功名,从而随夫显贵。
如《白居易集笺校》记载:“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
因而许多女子以及女子的家庭便盼望自己能得到这样一个女婿,所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待到男子仕途通顺再议亲,就有些马后炮了,此时男子荣光正胜,不一定能看得上女子,因此就有了“重门第一重才学”,也就是“押宝”,下注的前提就是男子的才华。当然这种“押宝”通常分两种,一种是男子未取得功名,一种是男子仕途刚开始。
比如《新唐书》记载,当时有陇西男子李朋,学冠五车,“为时匠之所称咏”,受到杨氏之父太尉器重,杨氏擅习女工丝竹之业,当许嫁之龄,“求俊彦于帷中”,得以归文学节操之士,两情相悦,促成佳话。
再如河东裴擀家境贫寒,却有惊世之才,性情温厚、志尚儒雅,颇有风度,“岂非硕德名儒之家耶”,妻子杜氏天资聪颖、博通古籍、“而洞得淑态”,在丈夫衣食困窘之际,杜氏倾其私室、“以备官须”,即便裴擀家境平庸,妻子依旧看重其未来前程,尽己所能、资助丈夫。
但这种看中才华而择偶的方式是唐朝后期才开始兴盛的,这也正常,科举制的度的推广总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往往是存在成功案例,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贫女随夫显贵的事例出现后,才有人起效仿的心思。
其实,通过历史考察就能发现,原先的古老世家越来越倾向于如此择婿,这与古老世家的衰落也有关,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夫婿,一般而言,质量要强于凭借钱财选择的夫婿。
而且论及才华,才华也并非仅意味着满腹经纶,因为唐朝与后来的宋朝不同,唐朝并非重文轻武的社会,因此“将士之才”也是一种被认可的才华。
世家大族都是饱经风雨的家族,他们通常对社会风气的改变极为敏感,他们通常也促进某一社会风气的增长,当凭借原先的家传礼法无法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时,为了稳固政治实权与社会地位,他们将选婿重心逐渐转移到那些有潜力的平民庶子身上,因此才华与前途就成为士族之女择偶的硬性条件之一。
但从这里也能看出,实际上这种择偶方式还是上层社会运用较多,毕竟他们的眼界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但要注意,在择偶时,虽然门第不再如以往那般重要,但并不意味着门第之见的消失,为什么世家大族看中科举人才。
因为他们自己能创造一个世家,所以这种根据科举择偶的方式实际上还是内化于门第婚姻之中的,也就意味着门第依然是唐朝择偶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门当户对的说辞纵贯古今,唐朝也不例外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前,门阀林立,是择偶最重门第的时期,传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在今天,我们也常说门当户对,唐朝择偶的门第之见虽然是逐渐不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唐初。
唐初,魏晋遗留的风气仍然存在,当时的门阀贵族和李唐皇族隐约还存在对抗的现象,类似于冷战,有些守旧的门阀贵族依然坚持依靠门第来联姻,以巩固权利。
唐初期,依靠门第来联姻的家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老牌士族之间的通婚联姻,用来壮大两个家世集团和稳固社会地位。
还有一类,当时新兴的贵族官僚,看中了老牌士族的影响力,比如人脉,主动与其联姻,以实现政治实权与贵族名望的共赢。其实不难理解,门阀贵族张之所以形成极大的影响力,与联姻也有关,所以他们不会放弃联姻。
不怪《杜中立》中唐文宗感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天子二百年,顾不及崔、卢耶?”
门第婚姻大致经历了冠冕蝉联、永冠衣缀一士皆饰躬励学的过程,也就是说门第婚姻从原先的固有模式,转变为灵活模式,后来依据“才华”联姻,在旧的门阀士族眼中,他们认为门第婚姻是必须的,尽管暂时可以门第不对等,但男子的前途可以弥补。
实际上这种妥协,意味着门第不再是最为紧要的择偶标准了。或者说,在唐朝的数百年历史中,依据门第择偶的比重并不大,婚姻逐渐变得自主,尽管是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若是有女子能勇敢一些,门第之见可以完全抛开。
从杨玉环与李隆基的案例中我们就能看出唐中后期的民风之开放,所以此时门第重要又不重要,全看个人与家庭的选择,社会反而不会就此点予以更多评价。
总结:
婚姻大事在今天重要,在古代更重要,因为古代女子婚嫁之后基本就依附于夫家生活,虽然在唐朝已经出现离婚的先例,但终究是寥寥,不像今天讲求女子独立,而且离婚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不止在唐朝,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女子婚姻成功与否,是否幸福,都依赖于婚前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类似于豪赌,婚后幸福与否全凭运气。
在婚姻选择方面,门第、财富与才华都是关键因素,其实唐朝的择偶标准大致经历了门第到财富再到才华,到唐朝中晚期,固有的门第模式反而不太重要了,财富与才华更为关键,尽管如此,婚姻的成功与否恐怕只有时人了解,我们仅能依靠史料去揣摩。
参考文献:
[唐]旧唐书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
[唐]新唐书
[唐]《汇编》长庆
[唐]《汇编》贞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