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的手里。
最初，杨骏独揽大权，想用些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并不管用。永平元年（291），贾南风利用被杨骏排斥的官员，利用宗室诸王的不满，矫诏引楚王司马玮领兵入朝，杀了杨骏，夺回权力。而且把杨太后、太后的母亲庞氏处死。
贾南风有一个心病，这就是太子司马遹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丈夫有智障，可是，司马遹却聪明过人，性格刚劲。虽然未必贤能，却足以让贾南风担心自己的未来。
于是，贾南风设下陷阱，废掉了太子司马遹，太子的部下谋划政变，贾南风干脆杀害了司马遹。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永康元年（300），本来与贾南风勾结在一起的赵王司马伦，利用这个机会，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从永平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十六年间，先后有八个司马家宗室加入了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彻底消耗了西晋的国家实力。其间，永安元年（304），在蜀中的成氏和在山西的匈奴刘渊，率先起来造反，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的序幕。
回顾一下，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原因，除了贾南风的政治操作引发危机之外，西晋立国以来的制度安排，也值得反思。
建国初年，晋武帝接受曹魏没有分封同室宗亲的教训。他既用外戚辅政，又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都是司马家的，建立诸侯国。这些诸王，可以选拔自己封国中的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还统领着军队。历史好像回到了刘邦初建国的时代。这样的制度留下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东汉末年，朝中有外戚宦官专权，地方有军阀割据，所以朝纲不正。曹魏接受这个教训，外戚宦官靠边站，宗室靠边站，最后就给了司马家族以篡权的机会。只要中央发动政变，朝中无奥援，地方无屏藩，江山就易色了。现在司马氏分封了二十七个王，贾南风和杨骏这些外戚，他们都参与到前台来，最后司马氏也亡了。
可见，制度本身无好坏，关键看什么？历史条件。什么时候应该有什么样制度，片面的接受教训，好像防范了前朝的问题，却引发了新问题。古人对此有很多的讨论，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再好的制度，关键还是靠人，看是在什么样人的掌控之下。这就跟接班人的选拔密切相关了。在帝王时代，一个王朝的接班人，就是皇帝的儿子，他本身或昏或明，或贤或愚，对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关系很大。帝制就是这样子。晋武帝选了一个智商极低的儿子当皇帝，再好的制度，他也没有能力掌控嘛！中央君主糊涂，地方诸王坐大，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对内迁少数民族的管理漏洞，那不是坐在火山堆上吗，西晋的灭亡，势所必然。
大家注意到没有，《资治通鉴》的这种叙事，虽然也有“臣光曰”之类的直接评点，但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就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我们如果非要深入探究人事背后深层次原因，什么土地问题啦，赋役制度啦，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那样许多问题就扯得很远了，那是推脱了当事人的责任。尤其是西晋，如果不是上层的生活靡乱，奢侈夸浮，那么皇帝弱势一点，大臣有为一点，也许还能够撑起来。
总之，在帝制时代，一个政权能不能找到优秀的接班人，对于王朝兴衰，非常重要。世袭制度下，能否在皇家子胤里找到优秀的接班人，本身就是问题，何况还有立嫡以长的限制，选择范围更小。在中国的皇帝制度下，皇帝不行，就必须有一个贤能的宰相来帮衬，宰相来解决现实执政问题，儒家和道法家都讲“垂拱而治”，未尝不包含这层意思在内。如果辅佐大臣，宰相制度也不行的话，有什么机制可以纠正皇家子孙的不肖呢？昏君奸臣，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就必然会亡国。对曹魏来说，就是司马家族取而代之；对于司马政权来说，君主昏庸，辅臣不行，外戚也不行，就只有分崩离析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