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党争在每个朝代都有，著名的有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朝中晚期的牛李党争，宋朝的党争，明朝的党争。这很正常，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诉求，所以，争论不可避免。
但是，宋朝的党争最有意思。
宋朝的党争，双方不管政治诉求是什么，骂就行了。
党争
因为宋朝是文人的时代，文人多了，自然话多，宋朝统治者又专门设了一个谏官，特意用台谏来抑制权臣。不管这些文官怎么对骂，骂皇上也行，都不会受到处罚，所以宋人的文人气焰很盛。
文人火大，火大了抑制不住，就骂异己，加之宋朝文人还个个都是文学大家，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王安石，你知道的这些文学大家，个个都是宰相级别的大官，写起诗来骂对方，那才是别有一番风味，还把诗文流传下来。
唐朝的牛李党争，本质上是门阀士族和寒门科举士子之间的斗争。而且双方的政治主张很明确，从对待藩镇割据，对待回鹘、吐蕃的政策，对待宦官专权，对待佛教僧侣，对待冗官冗吏上，牛李两党的主张大相径庭，不可妥协。
宋朝的党争，总结起来就是：
喜欢结党；
喜欢排挤；
喜欢标榜；
喜欢攻讦。
宋朝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争论，太有意思了，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争上一争，并无是非，只有意气之争。
比如，拿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来说，王安石是一方，另外一方是反对他的。我们看看都有谁，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关键是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之中，又是不属于同一党，他们之间互相攻讦，纷纭嚷嚷，对于政治，其实他们并没有一定的主见。
02
至于为什么宋朝的党争如此儿戏，大概就是统治者的纵容。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像前朝那样权臣辈出，就特意用台谏来抑制权臣，加重皇权。
苏轼说：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意思就是，言论自由，谏官无罪。骂皇上，皇上最多不高兴而已，骂江山社稷有关的，那就是宰相的过错了。别掖着藏着，看不惯就说，都是奉旨骂人的。
所以导致的后果就是文人士大夫蜂拥而至，纷纷以谏言为高尚。
宋朝的士大夫，就因此“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习气。
喜欢求名，遇事就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
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妒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这就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习气。
苏轼
苏轼就因为党争就贬，差点丢掉性命，司马光、王安石也多次被贬。但相比起前朝，宋朝这些士大夫命运就好多了，遇到始皇帝这样耳根子不喜别人叨扰的，还能让你说话？别说始皇帝了，汉武帝，唐太宗都不一定能容得下宋朝这帮文人。
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禽兽不如。
所以，我们在看宋朝历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错觉，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都齐全了。宋朝怎么有这么多的君子，还有这么多的小人？有这么多忠臣，还有这么多的奸臣呢？比如一些戏曲里就把潘美、杨业、王安石等弄得形象分明，一看谁就是奸臣，一看谁就是忠臣。
可当真如此吗？白脸的就是奸臣？红脸的就是忠臣？
实际上这是宋朝的风气所致，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而已，谁也算不得上是君子，谁也不一定是小人。
司马光骂王安石是奸贼小人，那王安石就一定是小人了吗？不见得吧。
王安石
别的不说，王安石的诗就写的很好，可司马光也编撰了《资治通鉴》，这么一来，旁人定以为司马光是政治家，王安石是文学家，其实又被迷惑了。
王安石才是宋朝真正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所以，他招致了众怒。
司马光写诗讽刺王安石：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苏轼也写诗讽刺王安石：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可早些年，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也很好，王安石因为主导了变法，就被宋朝的几乎所有文人都骂了个遍。
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写过《辨奸论》，直接把王安石骂成了大奸贼。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文笔犀利，可见对王安石的憎恨有多重，可他们之间有什么大的仇恨吗？没有，实际上，就是意气之争，至于，政治主见，还是其次。
但这些人对王安石的谩骂攻击，却是贻害甚大。宋神宗一死，旧党的人就重新起来了，王安石被罢相，变法被废，宋朝也就差不多快完了。
宋朝只有在王安石主政期间，颇有大一统王朝的样子，对外军事上取得了不可多得的胜利。对内也无民愁盗起，可惜的是变法中断。
但为什么宋朝的人就把王安石骂的一无是处呢？
一是因为意气之争，宋朝人的党见，闹的太凶，无关是非，就只有意气，反对他的人，个个都是大文学家，王安石的名声怎么能好？二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触动的利益太多，导致一些与他交好的人也和政敌联合起来反对他。站在王安石这边的，除了宋神宗，再无他人。
自古变法者皆没有好下场，如商鞅、如吴起，皆以身殉法。如果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真的与他政治主张不同，那一定会置其于死地，不杀王安石不足以泄愤。但王安石变法被废之后，王安石却保全了下来，可见，这些人无非就是意气之争，并无政治是非。
但因为毫无意义的党争，弄得政局不稳，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能放手去做，四面掣肘，这才是最大的危害。
03
宋朝的党争之祸，是从宋真宗时期开始的。
当时王钦若和寇准互相排斥，后世人人都以为寇准是君子，王钦若是小人，实际并非如此，君子与小人哪有那么容易定义。
因为澶渊之盟是寇准力主签订的，当时辽军打来，寇准主张亲征，王钦若主张迁都。真宗采纳寇准之意，但结果却不如人意，和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王钦若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真宗就很惭愧，王钦若主张封禅来雪耻。寇准也没反对，反而也上书献符瑞。
可见两派之争，并无什么政见异同。
寇准
真宗末年，又启用寇准为宰相，刘皇后管事以后，将寇准罢相，启用丁谓。仁宗即位之后，又罢了丁谓，用王曾，后来用吕夷简为相。仁宗想要启用夏竦为枢密使，谏官范仲淹攻击夏竦，说他是奸邪，仁宗不得已用杜衍。
然后杜衍之党就和夏竦之党，互相指责对方为奸佞，欧阳修还为此做了一篇《朋党论》。
仁宗后来用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没过多久，就被罢相，杜衍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击其婿苏舜钦，和王益柔，于是，杜衍罢相。富弼、范仲淹、欧阳修都辞职了。
王拱辰高兴的说：我一网打尽了。于是，夏竦又为宰相。
这是真宗、仁宗朝的党争。
到了英宗时，发生了濮议，这是宋朝士大夫起哄最严重的的事件。仁宗死后，因为无子，即位的是濮安懿王之子赵曙，就是宋英宗。
次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
英宗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
士大夫起哄到了如此地步，纯粹是社会风气所致，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实际上，争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就是什么都要争上一争。
到了神宗时，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闹意气，互相攻击，真正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早已不重要。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是宋朝的失败，宋朝不仅对外不行，对内更不行，内政日趋腐败，豪强压迫更甚，宋朝百姓，实则是苦不堪言的，下篇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