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唐史研究薄弱的重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传世南唐史著《四库全书》全部在收，为今日南唐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依据。比较其著述时间早、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高者，首推陆游《南唐书》。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1995年01期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言必有据”，来不得半点虚妄臆测。史学史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史材的认真搜集和甄别。因而一个历史时期史料的多寡，直接影响着该时期的研究状况。诸如汉唐明清这样空间统一、时间长久的断代，史料留存丰富，研究成果亦多；而相对分裂割据、血食未久的历史阶段，往往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这种局面所以形成，史料的散佚匮乏、真伪杂揉是其重要原因。五代十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薄弱环节。这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矛盾，有着历史转折关头所特具的丰富内涵，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十国中的南唐政权很有代表性，它历时虽短，灭国颇晚，有杨行密据吴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基础，有成其一自然单位又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当其强盛之时，东灭闽，西亡楚，拥淮北江南三十六州疆域，“比时割据诸国，隐然大邦”①。南唐史研究对五代十国史和江南社会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价值，然而南唐史料颇乏，传世文献屈指可数。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时尚存者，幸赖《四库全书》全部收入，个别残篇亦有存目，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四库全书》所收南唐史著，计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衮《江南野史》；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不著撰人的《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以及明陈霆《唐余纪传》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遗记》。此外尚有无名氏《五国故事》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及南唐史事。
考南唐史著始修于北宋。宋人所著《五代史》承五季周统，视十国为僭伪，虽无法回避周边政权存在的史实，但记载极少。宋太宗赵炅深知南唐政权的意义，十分重视总结南唐盛衰兴亡，即位之初乃命南唐旧臣徐铉、汤悦撰修南唐史著。陈振孙曾录《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烈祖实录》十三卷，曰书为南唐旧人作，至宋已不全，且徐铉、郑文宝皆谓其“事多遗落”②。是谓南唐以战败亡国、其原始文献资料多毁于兵燹，至太宗朝已是十不存一。徐、汤二氏难为无米之炊，虽勉力集李氏旧事而成《江南录》，却亦被时人讥为“事多遗落”③，引起一时学者重修南唐史风，徐、汤《江南录》反而不传。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是继起补作的代表。陈氏为江南名辈，颇详于南唐见闻，其《江南别录》四卷（《四库全书》合并为一卷）专为“补（徐汤）所未备”而作，详为吴唐三主立传，可取者甚多。但陈书敝在“颇好语怪”，“体近稗官”，“端绪亦未分明”④，难称良史。郑文宝亦南唐旧臣，徐铉弟子，曾亲事李后主，补闻当近于真。惜郑书无体例，杂记三主事为三卷，“不编年月”，“于诸大臣只标其名而无事实”，记载简甚，“去取亦不可解”⑤。另著《南唐近事》二卷亦为三主事杂记，凡六十则。《四库全书》所收《江南余载》二卷，原书不题撰人。是书清初已散佚无几，赖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录得存。书序记载时治南唐史者，尚有王举、路振、杨亿、龙衮数家，“皆不足以史称”⑥。此数家今仅存龙衮《江南野史》十卷。书用纪传体，原书二十卷⑦，至明已无完本，《四库》开馆时佚脱其半⑧；原作八十四传⑨，今本阙五十。且诸传叙次冗杂，颇乖史体，观《江南余载》序，可见时人已诋其疏。然龙氏著录“与《五代史》颇有异同，可资考证”⑩。《钓矶立谈》一卷，《四库总目提要》考为南唐旧臣史虚白之子作于宋初。著者存疑。其书杂录南唐事迹，附以论断，文字不多，其意亦在正《江南录》之诬罔。至于明清陈霆、毛先舒书，则甚无足取。陈霆《唐余纪传》二十四卷，旨在以《通鉴纲目》帝蜀之意为南唐正统序，体例学步《新五代史》，史料“杂采稗官，漫无刊削”(11)，故虽有二十四卷之巨，《四库全书》却只予存目。毛先舒《南唐拾遗记》一卷，亦为《四库》存目。其史料皆前列各书“习见之事，无一异闻”(12)，问世又晚近，故无收取价值。《五国故事》二卷，为“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13)，但间或有异于别史它书处，尚资考证。而清吴任臣之《十国春秋》向有佳誉，“于旧说虚妄多所辩证”(14)，一般治南唐史者多用是书。然而统观其南唐史事二十卷，汇集前人精华之作，多有所本，严格地说不是第一手资料，这就不免削弱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比较南唐史著著述时间早、资料翔实、史料价值高者，公推宋代胡恢、马令、陆游三家《南唐书》。胡恢书早已失传，本文从略。马令、陆游书皆收入《四库全书》，同时有多种版本传世。
马令为北宋末年宜兴人。其祖马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旧事，曾“旁搜旧史佚文”，又“集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欲有所著，未及撰次而卒。马令读《江表志》，有感于是书“忘远取近”，“率皆疏略”(15)，乃秉承先志，于崇宁四年撰成《南唐书》三十卷(16)。马令《南唐书》“略备纪传体”，书法“谨严不苟”(17)，见闻广备，保存了大量南唐史料，名扬当时。但是马令书在编纂体例、材料弃取、人物事件评论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且“于诗话小说不能割爱，亦不免芜杂琐碎，自秽其书”(18)。这就使得马令书省繁失当，精华与糟粕并存，稍晚于马令的陆游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重撰了十八卷《南唐书》佳史。
陆游在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他的诗文不仅以其“量多”、风格清新刻露且出于圆润著称，同时又切近时代生活，充满忧患意识，堪称杜甫之后的一代“诗史”(19)。但是人们很少知道，陆游还是一位史学家。他秉自家学，“三备史官”，预修《孝宗实录》、《光宗实录》，自撰过《高宗圣政草》(20)。《四库全书》所收他的南唐史专著在南唐诸史中素享佳誉，为历代学者推重：
宋·陈振孙曰：陆书“采获诸书，颇有史法”(21)。
宋·周南曰：“近时陆放翁作《南唐书》，文彩杰杰，大得史法”(22)。
元·赵世延曰：“山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23)。
元·戚光曰：宋人治南唐史者虽众，“惟陆游编取折衷”(24)。
明·毛晋曰：“先辈云马、胡铨次，识力相似，而陆游遒迈，得史迁家法”(25)。
明·沈士龙曰：陆书“芟雉稗秽，折衷诸家，殊得史氏家法”(26)。
明·胡震亨曰：“余始得马令《南唐书》读之，以为正可作酒后谈资耳。及得陆游《新修南唐书》读之，乃知正史稗官迥自悬别，未可以伪史忽之”(27)。
清·周在浚曰：“以予观之，令非史才；所记多稗官之类，当与《江南录》、《江南野史》诸书并行，非放翁比也”，而“陆书发凡起例，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见较马令超远，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28)。
《四库总目提要》亦盛赞陆书较诸马令书“简核有法”，此赞语曾被清代学者汤运泰、陈以谦、周都滨、郎廷极等一再引征。新编史学史大辞典也一承前人美誉，认为陆书“删繁补遗，叙次简洁，为南唐史中佳作”(29)。
综上评论，前代学者极推奖陆游《南唐书》。但南唐政权历来被视为僭伪偏霸，陆书自然与南唐史同命运，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前人所论，或有失精当，或失之简略，其实《南唐书》可谓充分表现了陆游识才兼备的史学造诣。概括而言，我们认为陆游《南唐书》具有以下五个显著特色：
第一，坚持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
中国史学一向具有对政权实行监督、对社会进行教育的职能，劝善惩恶、弘扬爱国主义是其重要传统。陆游是一个政治上具有积极参与意识的人，我们从陆书大量事例中可以看出，表彰忠节，鞭笞奸佞、宣传风教、激励抗战是他治史重要内容与原则。他以爱憎鲜明的记叙，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正反人物形象，使我们得以对南唐历史有更深刻、更具体的感知。
第二，重视历史借鉴作用，着力总结南唐统治的经验教训。
我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极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陆游思想深具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虽然他终其一生未得到充分施展抱负的机遇，但这一思想基础使他极看重史鉴作用，因而注意总结南唐统治兴亡得失成为陆书的又一鲜明特色。陆书对南唐前期的宽政、节俭、发展经济有记载；对李昪、李璟的虚心纳谏、重视人才有高度的评价；对南唐亡国的教训，有更深刻的见解。李璟后期北周频频渡江、李煜秉政后北宋气势夺人，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南唐是以其弱小败亡于强敌，陆书却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南唐本居于可为之势，但堪为才子不堪为国君的李后主过于懦弱，南唐以岁贡求息兵的幻想、骄奢淫逸、大崇佛道的误国、寄用非人与不间断的内耗斗争，这一切构成了南唐亡国的必然。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陆游在为南宋政权敲警钟，联想导致南宋灭亡的内外国策，我们不能不惊叹陆氏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
第三，高秉史家公正之笔，客观评价史事与人。
陆游曾写《读书》诗曰：“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后之视今如视古，吾书未泯要有取”(30)。他认为流传久远的史书既是后人研究历史的依据，也是后人评价史家的依据，因而著史应力求客观、公正。“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词；以众论所存，刊野史小说之廖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31)。陆氏《南唐书》不为尊贤者讳饰，亦不为败亡者加罪。如他笔下的李后主，虽然自身有较多的失误，但其亡国命运更多地源自形势发展的必然。再如作为大宋的臣民，陆氏写宋灭南唐之战，从未将宋军描写为“仁义之师”，让我们看到了战争这种特殊政治形式的残酷性，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
第四，冲破理学氛围，表现出历史观念的进步。
理学的“格物穷理”需要史学为其“考古今，察人伦”，所以宋代理学家都很重视著史立说；理学政治地位的尊贵也对史学生发着影响，所以宋代许多史著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但陆游《南唐书》不重“道统”，他为三主立“纪”，表现出与薜史称“僭伪列传”、欧史称“南唐世家”、胡恢称“载记”(32)、马令称“书”等流俗明显的不同。理学影响又使宋代唯心史观盛行，史家写历史进程总是强调帝王心术决定一切。陆书却注重分析政治军事形势，注重具体事件中的地理因素，注重用人得失论辩，这是他历史观念进步的表现。卷十八《浮屠传》更表现出陆游对宗教迷信的排斥，为后世指出了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第五，文简意赅，史料丰富，选材编纂有法度。
陆氏既有文豪之名，为诗为文当然是大手笔。陆书的人物传，或借用时人称谓评议，廖廖数语勾勒出人物形象，或以白描手法，不著一词评议，完全以叙事写人，情动慨深处，他又常挺身而出，结合南宋现实发“论”，读来顺畅自然，反映出陆氏卓越的史才。又选材有法，行文简赅，较之同时诸书，颇见其考核精细。编纂用正史体例，为例多效《汉书》。卷四——卷十五的列传排序自有特色，既非以人物忠奸列次序，亦非以传主生卒年代排先后，而以植党营私、擅权误国的宋齐丘始，以善谀惑主的魏岑终，中以正邪相间，表现国势的起落。清汤运泰认为这种编排暗寓了南唐灭国的原因。另《四库总目提要》批评陆书“后妃诸王传置之群臣之后，杂艺方士传列于忠义之前，揆以体例，亦有未允”(33)。其实有“定正史体例”之称的《汉书》，后妃事即收入《外戚传》，列群臣传后。其诸王传亦多分列于各朝群臣传后。《后汉术》的《方术传》置《逸民传》前，《儒林》《文苑》《独行》三传置《宦者传》后。陆书后妃诸王与忠义传序是于古有征的。作为南唐一代专史，陆书较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作为一部良史，较之其它南唐史著陆书又具精细的选择考证。
根据以上论析，我们可以断言：陆游《南唐书》在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南唐史著中最具研究价值。
注释：
①陆游，南唐书·元宗纪、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
②(16)(2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上海古籍社，1987，135，136，137
③郑文宝，江表志·序，四库全书·史·载记（并见四库提要（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87，下引《提要版本同》）
④⑤⑥(11)(12)(13)(14)(17)(18)(33)四库总目提要（卷六十六）、585，586，586，590，592，587，588，587，587，588
⑦郑樵，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87，774
(15)马令，南唐书·序，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
(19)褚人，坚瓠补集，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20)雷近芳，陆放翁治史考，信阳师院学报，1991，1
(22)周南，山房集（卷八）
(23)四部丛刊，南唐书·序
(24)戚光，南唐书音释，四库全书（陆游著附录）
(25)南唐书·跋，汲古阁本
(26)(27)丛书集成，南唐书题辞
(28)嘉业堂丛书·史部，南唐书笺注凡例
(29)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31
(30)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一）
(31)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徐修史上殿札子
(32)苏魏公集（卷六十八），与胡推官论南唐史书
(33)四库提要（卷六十六），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