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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贾似道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克庄一生刚介耿直，不畏强权，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然而让刘克庄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就在他死后一二百年后，竟然还会因为贾似道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而再次躺着中枪，蒙受到了一次比“梅花诗案”更大、更为可怕的冤案。
最早对刘克庄提出诟病的是宋末元初的方回。方回在其所著《瀛奎律髓》中认为：“后村初学晚唐，既知名，丞相郑清之奏赐进士出身。贾似道当国，仕至尚书端明。诗文谀郑及贾，已甚晚节。”
继方回之后元代的阮世隆在其所编《两宋名贤小集》中也认为：“克庄学问充积，甚有文名，真德秀尝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荐之。晚年为贾似道一出，君子惜焉。”
清代的王士祯则将刘克庄《贺贾丞相启》等同于扬雄《剧秦美新》、蔡邕代作君臣上表以及阮籍的《劝进表》，认为其“抑蹈雄、邕之覆辙而不自觉。”
方回和王士祯的评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以后的许多学者和史志在评论刘克庄与贾似道的关系的时候多不加辨析地沿用了方回和王士祯的说法，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刘克庄晚年为贾似道一出是“晚节不保”，而为之深感惋惜。这些无不给刘克庄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平心而论，刘克庄与贾似道父子确有私交。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云：“公早受知忠肃贾公，辨章尤相亲敬。辨章师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录之。”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所谓“公”指的即是刘克庄，“忠肃贾公”指的是贾似道的父亲贾涉。“辨章师相”指的则是贾似道。刘克庄博才多艺，很早就已经蜚声南宋文坛，深受贾似道的父亲贾涉的赏识。贾似道的父亲贾涉，字济川。贾涉在担任京东、河北镇抚节度使、淮东制置使，知楚州（今江苏淮安）时曾招纳山东“忠义军”共同抗击金兵的侵略，立下卓著战功，颇受世人敬重。
贾似道，字师宪，号悦生、秋壑，台州（今浙江天台）人。贾似道的年龄比刘克庄小整整二十五岁。贾涉教导少年时的贾似道要向刘克庄学习。在他父亲的训导和影响下，贾似道从小就十分敬重他的父辈朋友刘克庄，欣赏刘克庄的文学才华，对刘克庄的诗、词、文章每篇必“令吏录之”。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贾似道以父荫补嘉兴司仓，籍田令。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时年二十八岁的贾似道进士及第，召赴廷对，擢太常丞、军器监。
贾似道颇具一定的政治、经济头脑和军事才能。他靠的是自已的才华和本事而被理宗皇帝重用，一步步由基层逐渐攀上高位的。
据《宋史·贾似道传》载，有一天晚上，理宗皇帝在宫中登高遥望西湖，见湖中灯火辉煌，笙歌悠扬。他对身旁的左右侍从说这肯定又是贾似道在寻欢作乐。第二天一早，理宗皇帝派时任临安知府的史岩之前去训诫贾似道。然而史岩之在与贾似道一番接触后发现贾似道很有才干。于是，他进宫报告理宗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理宗皇帝听了史岩之的汇报后，不但没有惩戒贾似道，反而越级提拔他出知湖南沣州。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升他为湖广统领，主管一路财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加户部侍郎。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
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抗金名将京湖制置使孟珙临终前举贾似道以自代，接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贾似道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为参知政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知枢密院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改两淮宣抚大使。
刘克庄从不忌讳他与贾似道的交情。他多次坦承：“余与公有世旧”，“笃累世通家之旧”。刘克庄对年轻的贾似道曾经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贾似道担任过沿江制置使，“忠劳百倍于清献之，而怀贤服善，了无毫发矜功伐能之意。”是一个完全可以担当得宰相重任的人才。
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十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渡过长江，直逼鄂州，京城大震。理宗皇帝急忙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帅六路兵马增援鄂州。贾似道随即由汉阳进入鄂州，“身先群帅，投袂疾趋。亲擐甲胄，犯矢石，与虏大酋对垒。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逼使蒙古军队陷入了“欲攻城不克，济师不能”的困境。贾似道的出色表现，使得忽必烈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忽必烈严厉斥责负责主攻鄂州的蒙军将领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忽必烈甚至还当着随扈面前望城兴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是年，蒙古大汗蒙哥在率兵攻打四川钓鱼台时中箭身亡。忽必烈在得知消息后，原本打算攻下垂手可得的鄂州以利其回去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想到竟会遭到贾似道如此顽强的抵抗。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了攻城的打算回兵北撤。贾似道则趁机派兵截杀其断后的部队，并上表朝廷奏称“江面肃清”，取得了“鄂州战役”的胜利。
“鄂州战役”的胜利，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赵宋王朝又赢得了十几年的苟延残喘的时间。当“江面肃清”的捷报传到朝廷，理宗皇帝喜出望外，下诏奖谕鄂州前线的全体将士，并“以其有再造之功，以少傅、右丞相”召贾似道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
当贾似道军中拜相并取得“鄂州战役”胜利的喜讯传到莆田，时被丁大全谗罢，正居闲在家的刘克庄闻讯后感到异常的兴奋。他在为自已能够在有生之年亲身见证贾似道“为天子建万世之策而开太平之基”和“王室的再造”而感到庆幸，当即寄去了《贺贾丞相启》表示热烈的祝贺。
刘克庄《贺贾丞相启》在祝贺贾似道拜相并取得“鄂州战役”胜利的同时，寄希望贾似道能够像当年寇准和张浚一样“殪挞览于澶渊，力扶景德，走刘麟于淮右，光辅绍兴”，尽心尽意地辅佐理宗皇帝成就中兴大业。应该说刘克庄当时在写这篇《贺启》时，不管是从其主观愿望或是出发点来说都是好的、忠君爱国的。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贺贾丞相启》在数百年后竟然会被一些人作为他阿谀奉承贾似道，结交奸臣而有污于名节的口实。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分析刘克庄《贺贾丞相启》与扬雄《剧秦美新》、蔡邕代群臣上表及阮籍《劝进表》，就不难发现它们两者本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两者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王士祯等人不加区别地将刘克庄《贺贾丞相启》等同于扬雄的《剧秦美新》、蔡邕代作群臣上表和阮籍的《劝进表》，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文章和问题，从而误导了历史，误导了后人，这是极不负责任和错误的，应予彻底的澄清并纠正。
所谓扬雄《剧秦美新》，蔡邕代作群臣上表和阮籍的《劝进表》。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扬雄年轻时好辞赋，写了不少词藻华丽的辞赋，为汉成帝所喜爱，召为给事黄门郎。扬雄的主要作品有赞颂汉王朝国家昌盛的《长杨赋》，有写他不愿为做官而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权贵的《自嘲》等。然而，扬雄在王莽篡位称帝后仍然模仿司马相如《封禅书》作了《剧秦美新》和《元后诔》两篇文章，为王莽的“新政”不遗余力地唱赞歌。他甚至还建议王莽仿效古代帝王巡行天下的故事，封禅泰山。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开封市圉镇）人。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汉代著名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因官至左中郎将，故人常称其为“蔡中郎”。蔡邕博才多艺，通经史，精音律，善辞赋，工书画。蔡邕书法艺术造诣很深，尤精于篆、隶，首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很大。蔡邕还与赵岐、刘褒、张衡并称为东汉四大画家。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大名，授其入朝任祭酒。不久又在三日之内升他为侍御史、侍书御史、尚书，遍历三台，为历史罕见。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又授封他为左中郎将，高阳乡侯，随汉献帝迁都长安。董卓十分赏识蔡邕的才艺，每次宴饮，都要蔡邕鼓琴助兴。董卓擅杀汉少帝和皇太后，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自任太尉、领前将军事，进封为郿侯、相国、太师，位在公卿之上，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入朝”和“车服仪饰于天子”的特权。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强烈不满。董卓假意上书辞疾，乞就国土，朝中大臣纷纷劝进。蔡邕《代群臣作上表》称颂董卓：“上解国家播迁之厄，下救兆民塗炭之祸。黜废顽凶，援立圣哲。谨按《汉书》，萧何以相国金印绶，位在公卿之上。”董卓被诛，蔡邕在司徒王允座上为之痛惜。王允斥其：“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把他交由廷尉治罪下狱，终死不获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是魏晋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性情豪放，行为放荡不羁，嗜酒如命。阮籍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正始十年（249年）四月，阮籍任从事中郎。他在司马氏父子与曹魏政权的激烈斗争中，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常常以酒醉来掩饰他愤世嫉俗，逃避现实的言行。司马懿卒后，他继续在司马师、司马昭政权中担任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和东平郡守等职。后因嗜酒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后人因称之为“阮步兵”。阮籍虽然辞去了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和东平郡守等职，但仍“恒游府内，朝宴必与。”景元四年（263年）十月，司马昭意欲篡位夺权，胁迫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封他为晋公，加九锡。皇帝诏下，司马昭假意谦让不就，朝中大臣无不纷纷劝进。阮籍也借着酒意挥笔写了一篇“辞甚清壮”的《劝进表》。
大家知道，谋逆篡位历来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大逆不道的行为。王莽、董卓和司马昭分别是颠覆汉、魏江山，谋逆篡位的乱臣贼子。而身为士大夫的扬雄、蔡邕和阮籍不但没能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反而助纣为虐，纵容和鼓动他们去谋逆篡位，颠覆汉、魏江山。
刘克庄《贺贾丞相启》与扬雄《剧秦美新》、蔡邕《代作群臣上表》和阮籍的《劝进表》最根本，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是为贾似道拜相并取得抗击蒙古侵略者的胜利而歌而贺；一则是为王莽、董卓、司马氏等乱臣贼子谋逆篡位，颠覆汉、魏江山推波助澜唱赞歌。两者本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时年七十四岁的刘克庄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十一月，权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十二月，兼史馆同修撰。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除兵部侍郎、兼侍讲。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权工部尚书兼侍讲。
刘克庄根本没有想到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还会被再召入朝。尽管他以年事高、身体不好、视力差等为由一再辞免，但都没能获准。出于无奈，他只好再次入朝。
有人认为刘克庄晚年为贾似道一出是“晚节不保”，为其深感惋惜。其实不然。我们常说判断一个人好与坏，不但要听其言，而更重要的是还要观其行。尤其是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更要实事求是，全面地、客观地进行分析与评价，不能人云亦云，仅“以一时之爱憎为毁誉，而不考察其人之平素”，（刘克庄《答翁仲山吴明辅书》）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以误传误，造成误导后人的历史冤案。
刘克庄晚年之所以复出，实际上与贾似道爱才，喜欢笼络一时名士有很大关系。
贾似道年轻时就十分敬仰刘克庄。他非常清楚刘克庄在南宋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他召刘克庄入朝的目的就是想借助刘克庄在南宋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来彰显其“文人治国”的权威性。其正如明代莆田知县彭韶《修复刘后村先生祠堂记》中所云：“先生志经济，尤善吏能，而为文名所掩，不及尽用。后遇贾似道当国，贪收德望，以慰人心，乃位八座。岂蹈蔡氏用龟山之故智耶？”
彭韶话说得很明白。他说贾似道之所以召刘克庄入朝，委以重任，无非是想仿效当年蔡京召用杨时，以达到收拾人心，稳定政权的目的。
所谓“蔡氏”系为蔡京。“龟山”为北宋著名的道学先生杨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南剑州将乐（今福建三明市将乐县）人。杨时所在的北宋宣和、靖康年间，赵宋王朝已经江河直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大臣向蔡京进言：“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蔡京用其言，召时德望日重的道学先生杨时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希冀以此达到重新收拾人心，稳定政权的目的。
然而，杨时虽然被召入朝，但并不为蔡京所用。他多次上书徽宗皇帝指出：“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
同样，刘克庄晚年入朝除了为贾似道拜相、进少师、平章重国事和生日写了几篇《贺启》和生日贺词等应酬文章外，在政治上，他既没有刻意地去巴结贾似道，依附贾似道，参与贾似道打击和排斥异已，浊乱朝政，祸国殃民。更没有象扬雄、蔡邕以及阮籍那样助纣为虐，鼓动贾似道去谋逆篡位、颠覆宋室江山，而是激流勇退，以年老体病，屡请致仕（即退休），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刘克庄早在给贾似道写《贺贾丞相启》的同时就已经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信，说一旦贾似道回朝，他就将专门去拜访他，请求贾似道能够批准他致仕。刘克庄被召入朝后又三番五次分别给贾似道和理宗皇帝上书，一再重申他请求致仕的决心。理宗皇帝最终还是被他的诚心所感动，批准了他致仕的请求。理宗皇帝批曰：“览卿来奏，求退甚勇。词垣经幄，方资文儒，输情甚真，难夺雅志。”
刘克庄这次在朝前后也不过二年时间。如果仅凭刘克庄几篇应酬文章就不问青红皂白，“以一时之爱憎为毁誉，而不考察其人之平素”，随随便便就把“抑蹈雄、邕之覆辙而不自觉”以及所谓“晚节不保”的帽子强加在他的头上，未免有些荒谬。 （詹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