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家老大 2021-10-29 07:30
转载学贯古今的他，为何仕途几起几落？
刘克庄，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县人。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刘克庄出身在一个世族家庭，祖父刘夙，父亲刘弥正，皆进士出身。良好的家风影响与教育，使刘灼自幼酷爱读书，精通历代诗词，显露出文学才华。他天资聪颖，每天背诵万余字，作文不起草文稿，提笔即写就好文章。同时，他还在林成季、林简子、方泽孺、柯梦得等人处学习。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刘灼在临安以词赋第一的成绩，补国子监生，同时，也一直在国子监保持名列前茅，这是他幼年就接受家庭教育的结果；他还曾跟随名儒真德秀学习，学到的经学道理并不比他在国子监学到的少，所以，那时就已经是文章大家了。因其先天聪慧，加之家学渊源，再加上主观努力，使其早有声名。
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刘灼补将仕郎，虽然他无意科举，潜心诗词。但家族的传承使他在祖、父两代进士官员的恩庇下，开启了仕途。同年，刘灼应友人洪天锡之请，更名为刘克庄。
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刘克庄调任靖安簿，各路转运司使纷纷颁布檄文欲纳他为幕僚。他初涉官场，任劳任怨，赢得当地群众的好评。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七月，刘弥正在临安病逝，刘克庄辞官守制，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
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刘克庄终制（父母去世服满三年之丧），由怀安（今福建闽侯）县尉、福州右司理曹改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刘克庄一到真州，江淮前线的将帅们，闻刘克庄文名都争着要将他罗致幕下。时任淮东安抚使的崔与之，见刘克庄到来非常高兴，并对刘克庄说：“我在福建得到了两个名士，一个是你，一个是陈子华。”并称刘克庄与方信孺、陈子华三人为“闽之三隽”。是年，江淮制置使李钰聘刘克庄为沿江制司准遣，负责军事文书的草拟工作。刘克庄建议“抽调驻守边境的军队，用屯兵替代，从而夯实国家的根基”。意见不被采纳，外界的舆论便问责于他，刘克庄遂辞官得请宫观闲差。
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胡槻出任广西经略使，刘克庄充任其幕僚，担任经司准遣一职，相与唱酬，诗作足以编成集。从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到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的十一年时间内，刘克庄大部分闲居在莆田，沉入社会最基层。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理宗即位。闲适十一年后，三十八岁的刘克庄复出，任建阳知县。任职期间，他戒掉诗癖，专习为吏，体恤民情，督办遗留案件，兴学施教，名声远扬，以政绩优闻于朝廷。同时，他还认识和师事了理学家真德秀。是时，真德秀因不满史弥远擅权废立，借假顺道回家乡浦城，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理学。刘克庄久慕真德秀的大名，一听说他辞官回乡休闲，赶快投入真德秀门下，从此一生大力宣传理学。
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史弥远发起“江湖诗祸”，《江湖集》被劈板禁毁，诗人被谪贬流放。作为江湖诗派领袖的刘克庄，当然也“罪责难逃”。因他的《落梅》诗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监察御史李知孝、梁成大诬告其谤讪时政。史弥远虽已经签发逮捕文书，以“押解听读”的诏书，要把刘克庄从建阳县令上提解进京。幸得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极力辩护而得释，但刘克庄闲废十年。
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刘3克庄改任潮州通判，不久，就被劾以“嘲咏谤讪”的罪名，尚未赴任，又被去职，改领宫观闲差。于是，四十二岁的刘克庄回到老家，开始长达六年的赋闲岁月。期间，他游历河山，阅览民间，体验生活。
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将亲信郑清之提升为右丞相。十二月，郑清之便起用刘克庄为吉安通判，可刘克庄来不及赴任就再度被召进京。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真德秀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召刘克庄为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朝廷召任吏部尚书，并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为理由举荐刘克庄。于是，刘克庄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一职。九月，刘克庄回到临安，又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吏部侍右郎官。同年七月，刘克庄直言上奏，揭露史弥远罪行，劝宋理宗：“疑君子之无效，疑小人之有才，是酿成宣和和靖康祸乱的原因，希望陛下引以为鉴。”不久，他被吴昌裔弹劾罢官，去主管玉局观。
从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始，刘克庄出任过漳州知州、袁州知州、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广东转运使、吏部侍右郎宫、江东提举常平公事、将作监、直华文阁等等职务，直至淳佑六年（公元1246）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刘克庄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太子济王赵竑的事欠妥，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
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李宗勉为相，刘克庄被提拔为江西、广东提举，升转运使。任上，刘克庄廉洁从政，“奉给、例券，都推辞不受。”又买田二百亩，以田租赡养来南方任官而丧归者。
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刘克庄出任江东提刑，访求民众疾苦，洗脱民众冤屈，惩办信州、南康（今江西上饶、南康）等地的贪官污吏，时论称快。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李宗勉病逝，不久，宋理宗诏令刘克庄回临安奏事，但很快因受御史金渊攻击而作罢，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初，刘克庄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因濮斗南的攻击再次被免，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刘克庄任将作监，改直华文阁。
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八月，年已六十的刘克庄，以将作监赴行在奏事，连奏三札，指斥朝廷任人之失、谋划之误，谏言应上法祖宗，使善类常合、言路常通。同时，他以母老乞归，宋理宗不许，在宋理宗赞其“文名久着，史学尤精”之后，赐同进士出身。这对于非科第出身的刘克庄来说，可谓老来得志，诚惶诚恐的他，一连上了四道奏疏辞免赐。然而，理宗不但没有准奏，反而令他行上四房文书，职在赵汝腾之上，这让刘克庄更是感到不安。因为赵汝腾不但为宗室子弟，官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承旨。而“上四房文书”负责拟制诏书、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兴创改革。刘克庄受宠若惊，立马上疏请免四房文书，而宋理宗依旧回绝，于是，刘克庄走马上任。
当时，史弥远的侄子、前右丞相史嵩之守父丧期满，宋理宗想要再度启用他，但无奈难排众议，便亲自下旨，免去他的旧官职并侍祠，遂令刘克庄起草史嵩之的致仕诰词，而刘克庄曾弹劾史嵩之“为相以来，上蒙蔽君主，下抑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所以拒绝为史嵩之制诰。刘克庄上奏道：“现在我作史嵩之的诰词，是要赞扬他还是贬低他？又以什么官职让他供奉祠庙？”理宗下旨，授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此职只有曾任丞相者才能担任）致仕，刘克庄复谏道：“史嵩之忠孝两亏，授予这样的职称和将他视作德高望重没有区别。所以只用本来的封号致仕即可。”宋理宗不得已收回前命；而刘克庄却被以“不合奏审、直实欺君”再次被诬劾罢职。
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初，刘克庄起复回朝，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刘克庄听闻史嵩之复出，当即上书力谏：“今日即使再朝中缺乏相才，也不至于重新将国家托付给不守君父臣纲（指史嵩之意图夺情）的人！”警告宋理宗不要被表面恭顺，实则“阴怀忿毒”的史嵩之所蒙蔽，而让他以“等国之富，震主之威”再掌权柄。刘克庄还警告宋理宗说，虽“上而至尊”，却要有“靴中匕首之防”。宋理宗虽想起用史嵩之，但也害怕权欲强烈的史嵩之复出后，会像史弥远一样大权独揽，最终还是打消了此念头。
四月，宋理宗想重新起用依附史嵩之、甘为史嵩之打击排斥异已充当打手的龚基先，为淮东转运判官，令时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的刘克庄拟诏。刘克庄不但不予拟诏，反而奏请理宗免去龚基先的新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奸党之觊觎。”五月，他在与理宗的论对中，仍然还是一如既往，再次就理宗“端平更化”失败，和郑清之晚年复出昏庸无能，任人唯亲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当时内臣、近侍干预朝政，事多由内出。刘克庄进谏：“老祖宗统治时，帝王直接下旨任命的官员很少。现在朝里朝外的官员任命，不经过大臣提议，求官者、赠官者、无视纲纪者，众人都习以为常。”刘克庄认为“以端平之旧相，复修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材，致太平而起颂声，宜无难者，而时异事殊，不可概论。”谏请理宗皇帝应坚定端平改革之初心，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收召那些“始忤而终合”被罢黜的忠直大臣。其后，他在向理宗皇帝进故事时，还以杜衍不畏权贵，不以权位为重，拒绝内降的故事，劝谏理宗皇帝不要任人唯亲，宠用近亲属。
在崇政殿说书任上，一次为理宗说书时，进讲吕后、秦桧等人的史事，指出：“秦桧自恃勾结金人从而操纵和议，而高宗又想要达成和议，所以才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但是，权柄一旦丢失再夺取就难了。高宗很眷顾赵鼎、张浚，但这二人违逆秦桧，所以不得不被贬；高宗很倚重岳飞，但他主张抗金，所以不得不被杀；高宗很讨厌秦桧，但秦桧凭着有金人撑腰独掌大权。”规劝理宗吸取用人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
八月，理宗欲越级提拔史弥远的次子史宇之任工部侍郎。史宇之依例上《辞免工部侍郎状》。理宗令刘克庄拟草不允诏。刘克庄上疏缴驳理宗皇帝，认为史宇之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让他整天随侍在皇舆跟前，有失皇帝的尊严，建议应先让他到郡县或京城其他部门锻炼一段时间后，再提拔也不迟，而拒绝为其拟草不允诏。
十月，刘克庄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等职，一身兼五职，再次跻身于朝廷显要的位置，成为朝中命官。然而，还不到一年，刘克庄又因直言不讳和高谈阔论，得罪了朝中君臣。刘克庄还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即将被荡覆，外敌势重而不能防御，国内空虚而无以据守”，以至受到史嵩之党羽、监察御史郑发“观望畏敌”之名的弹劾，并再次提起“梅花诗”旧案，企图以此激怒宋理宗，达到罢免刘克庄的目的。但理宗这次顺应了他的请求，让他“除职予郡”，回老家以就近便养。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正月，刘克庄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耿耿于怀的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主管明道宫之职回乡闲居，刘克庄又赋闲在家八年。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初，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欲起用刘克庄为江淮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被时任侍御史的丁大全以“恃才傲物”为由谗罢，依旧职提举明道宫。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忽必烈已准备攻打鄂州，并扬言东进临安。右丞相贾似道一听说元兵进军临安，决定遣使求和。十二月，贾似道隐瞒真相，向宋理宗报功。年已七十三岁的刘克庄，对此胜利消息欣喜若狂，连续创作十首诗歌，颂扬贾似道、歌颂抗蒙壮士。而他绝没想到，后世把这些诗词解读作阿谀、奉承、附和贾似道。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刘克庄年七十四，其时贾似道还朝为相。刘克庄因与贾涉、贾似道父子有旧交，连进贺启。六月，由于贾似道的荐引，宋理宗诏令刘克庄赴京复职，拜秘书监、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十一月，拜兵部侍郎，直学士院。在与理宗论对时，刘克庄对前丞相丁大全专权霸道、败坏朝纲和理宗厌政、倦政，宠信近幸，沉迷酒色，提出严厉批评。“当权者忧虑，国家才能存活，一昧享乐就会灭亡；奋发才能图强，松懈就会落后”。劝谏宋理宗居安思危，“不要忘记祖宗胡马饮江（金兵入侵扬州）和在汉阳舟中、咸宁道和白鹿矶受到的耻辱。”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正月，朝廷欲开科取士。宋理宗令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的刘克庄起草诏书。刘克庄以他不是科第出身请辞，但宋理宗对由他人拟制的诏书不予采纳，坚持非刘克庄不可。理宗还准备让刘克庄担任主考官，但刘克庄同样其身份为由力辞。七月，理宗欲任命外戚厉文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时任兵部侍郎的刘克庄即刻与给事郎徐经孙联名上疏抗驳。刘克庄认为，建康（今南京）是都城临安最重要的门户和军事屏障，凭厉文翁的资历和能力难以胜任。理宗见刘克庄固执已见，传谕要二人遵旨照行，但二人坚持宁罢官，也不拟诏。同年，刘克庄对贾似道的真面目有所认识，急流勇退，请求致仕，理宗不允。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宋理宗授刘克庄工部尚书，同时升侍读，屡为理宗器重，担负起草诏书，刘克庄日夜为草诏而忙碌。但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不要将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新学之上。三月，理宗欲提拔李桂为监察御史，命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拟诏。当刘克庄了解李桂为人奸险狡诈、不学无术时，当即上书封驳，认为此举将“贬低御史台名分，亵渎朝臣颜面”， 败坏风气。监察御史是皇帝耳目，再加上历任中书舍人抗疏被罢官的前车之鉴，此举无异于虎口拔牙。但理宗反而称赞刘克庄“此举甚高”。七月，曾失职被罢官的广西制置使李曾伯，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企图复出。刘克庄则以《左传》城濮之战后楚杀得臣、《晋书》晋废中将军殷浩为例，规谏理宗：“应该赏赐却责罚，则会挫伤立功者锐气；应该责罚却赏赐，则会纵容有过者变本加厉。凭此无法驾驭军队，更无法治理国家。”理宗应该昭告朝臣“二人永不叙用，这样才能维持朝纲严整、保证朝廷公信。”同年，刘克庄以宝章阁学士出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实为告老还乡，不多过问朝中事务。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刘克庄因病还家。
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刘克庄进封莆田县开国伯。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因刘克庄年迈，宋度宗御笔亲批特授龙图阁学士：“刘克庄于先朝去职，年事已高，现特批其为龙图阁学士，仍旧致仕。”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公元1269年3月3日），刘克庄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谥文定。
刘克庄的一生，在政治的漩涡与暗礁中漂流，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呈现着南宋后期整个社会的场景，每一首作品都展示着社会真实的一面，数千首的政治性诗歌，组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南宋社会史诗。也许正是这些政治抒情诗，确立了刘克庄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他当之无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刘克庄傲然的个性，狂放不羁的品质，尖锐的嘲讽、直戳人心的言语，在长达八十二年的生涯中，已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性格缺陷。他的才华因为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才华。
补述刘克庄轶事：
刘克庄与同时期的诗人王迈是诗友，常以诗唱酬，互为调侃。据宋周密《齐东野语》有载：刘克庄在故里时，一日，莆仙诸多才子会宴。王迈以此借题出对助兴。出对为：“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因杨与刘同是编修，而等级不同。刘克庄应对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因王迈有五次调升通判正官职未得，仅是副职。王迈又出对，对为：“十兄（克），二十年前何其壮（庄），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克庄遂即对曰：“二画（画），二十年前何其遇（迈），二十年后何其不遇？”联对熨贴善谑，传为美谈。
刘克庄好交游，曾云：“某自少壮好交游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闲居无事时，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还贽和韵，未尝敢失礼于互乡童子，人所共知。”好友林希逸曾说刘克庄“其于当世交游，先后辈皆名流杰士，姓字班班见集中，不可悉数。”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宁宗以南宋理学家朱熹所倡导的理学“有德于朝”，要给朱熹特赐谥号，令太常寺讨论拟定谥号。按照宋《谥法》规定，官员生前官职必须达到一定的级别，死后才有资格由太常寺报请皇帝赐谥。当时，太常寺议定的谥号为复字“文忠”，而朱熹生前只当过漳州、潭州等地方官员，入朝任焕章阁侍制也不到四十天。初入仕途的刘克庄认为，朱熹功在著书立说，宣扬理学，给朱熹定复谥“文忠”并不符合行为实际，应当予以复议。于是，他为时任吏部员外郎的父亲刘弥正代拟了一篇《侍讲朱公覆谥议》上奏，建议只要赐谥号“文”就足矣。刘克庄从孔孟儒学发展的全过程，肯定了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对复兴儒学和发展程朱理学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朱熹晚年为韩愈文集注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建议以韩愈的谥号“文”给朱熹定谥号。他认为这样既简明而又实在，符合朱熹对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宋宁宗最终力排众议，采纳了刘克庄的意见，于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特赐朱熹谥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由此而来。《侍讲朱公覆谥议》一经问世，立刻震动朝野。当朝中大臣知道《侍讲朱公覆谥议》出自刘克庄时，无不惊讶，纷纷寄语刘克庄表示愿意“折辈行”与之结为文字友。洪天赐《后村先生墓志铭》云：“侍郎定谥朱子曰文，天下称当。忠简傅公（傅伯成）闻议状出公手，寄声愿交，诸老多折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