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即后来的宋神宗。宋朝在后世文人看来是一个繁荣且富有浓厚文化温情的朝代,而宋朝皇帝也被认为最富人文气息的皇帝。但赵顼对成为宋朝皇帝并不感到任何骄傲自豪,相反赵顼对帝国现状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其实,赵顼这么迫不及待的改组政府,源自他心中的不安和挫折感。当时社会看似一片祥和,但实则危机四伏。从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算起到宋神宗熙宁元年,大宋俨然经历了百年风雨。这段时间对经过晚唐到我带长达百年残酷战乱的人民来说,宋朝的这种稳定持续的统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盛世,用赵顼的话来说,算是粗致太平了。的确,如果有人来到东京汴梁城,一定不会怀疑自己来到了盛世之都。
宋朝拥有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军队,宋朝为了防止地方叛乱,将全国的兵力1:1的配置在京畿和各地,可想而知为了保持京城的兵力,朝廷付出了多少钱粮。此外,宋朝为了防止流民叛乱,把很多破产的农民,招入军队给他们一口饭吃,防止他们叛乱。这进一步导致了朝廷的军队负担。有数据指出,朝廷的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6。
除了冗兵之外,宋朝的官僚系统的冗官也给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为了限制军权,朝廷大费周章的拆分事权。很显然,朝廷不只是在军队方面做出限制,在行政方面也设置了很多多余的官位,来限制地方权力。这就导致朝廷设置了很多官位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宋朝需要花费甚多,那朝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征税。朝廷赋税不断加重,税种不断变多,造成了越来越多人破产,从而变成流民被编入军队,军队冗兵越来越多,而从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少,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
同时,宋朝不抑制兼并,百年间东京人口由200多万户增加到1291万余户。按照常理相应的耕田数也应该增加,因为当时还存在许多耕地尚未开垦,但耕地却从5亿余亩降低到2亿余亩。原因是,富者利用权势不断兼并土地,但又没有足够能力去开垦,土地大量被闲置,但很多人却没有土地。最终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种种问题下,很难不让皇帝有改变的想法。
那为什么皇帝要让王安石进京并让他主导改革呢。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王安石,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治所清江县内,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个临江军判官,王益是北宋时最常见的本分、爱民的地方官。王益用“恩信”治理百姓,曾“历岁不笞一人”。但王安石并没有继承到父亲的性格,王安石性格执拗,不修边幅,对事物的评判常有不及人之处。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无稽之谈。后世他的想法被人总结为“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从小认真治学,科举考试得了第四名,先后在很多地方当了地方官,因为屡次拒绝去中央当官,被很多人认为不慕名利,当时黄庭坚亲自去考察这鼎鼎大名的临川人,给出了“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力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开始,王安石和宋神宗首先设立了一个统筹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新机构级别高,而且权力极大,日后的很多新法都是通过这个机构颁发的。然后,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把很多支持变法的人安排很多当时人认为的冗官,然后在变法开始后,给这些职位赋予很多新职权以此来推进变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也有个先后顺序,把能很快看见成效的新法先推进,而容易激起反对的新法靠后推行。如:方田均税法。这一套组合拳在前期很好地推进了新法的推行。
王安石的新法农业方面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商业方面包括均输法、市易法。军备方面包括:保甲和保马法。
新法变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富国。二是安民。从结果来看,富国这个目标切实实现。熙宁年间,北宋政府收支平衡。而到了元丰元年,宋神宗将新政收入装满了32个仓库。而后又把青苗收入装了20个仓库。
而新法的另一个目标:安民。成为了保守派强烈攻击的地方。熙宁六年到八年,河北等地发生灾荒,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保守派以此为由攻击新法穷民以利国,导致天怒人怨。王安石由此第一次被罢相。
在所有反对变法的人员中,司马光是让人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司马光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小时候大家都听过司马光砸缸,司马光在很多人眼里出身名门望族,礼仪俱佳,视富贵官爵如浮云。但司马光确是反对新法最强烈的一个,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一提到新法,不管好和坏,司马光就变成一头“司马牛”要把新法斩草除根。司马光的固执让同阵营的苏轼,范纯仁都头疼不已。
但司马光的反对却不是空穴来风,新法存在许多弊病。首先,青苗法初衷是为农民好,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但实际执行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的小吏为了达到指标强行让农民借粮。而且不同时节粮价不同,有些小吏在粮价最高时把粮借出,在粮价最低时回收,一来一取差价,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此外,王安石单位观念虽然十分先进,期望通过商品的流通和商品总量的增加,让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但实施是因为货币不通导致了许多弊病。此外,保马法等把马强派给农民养,一旦马死亡,农民要付出大量赔偿。农民很多人都不会养马,而且有些马因为本来品质差,很容易死亡。这一些更加重了农民负担。
而王安石个性强烈,任何对新法提出反对意见的,都被他打入反对党,进行打压。而有些小人进行政治投机,反而位列高位。后来,新法索性就成了官员晋升的指标,可想而知,官员为了晋升,会盲目执行新法,给百姓造成更大的负担。新法执行越来越变形,变成了单纯为国家敛财的工具,而安民的目的则越来越远。
随着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而《流民图》是压倒神宗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民图》是郑侠根据他的见闻画的一幅画,郑侠把画和他论述
新法弊端的文字一起呈递给宋神宗。宋神宗在此之前,已经承受了许多压力。例如:宋神宗母亲对变法阻止,朝臣的沸议,天灾被许多人当作上天的惩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的盛行。而《流民图》彻底压倒了神宗,神宗最后停止实行了一部分新法,王安石对此失望,因此罢相。
王安石从此退出变法,但保守党和变法党的纷争并没有因此结束。保守党和变法党经过了多次斗争,最后宋军南渡后,认为是变法导致了宋朝的衰败,把除王安石以外的变法党都打入奸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