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文学家，性格豪放率直。苏轼的官场失意应该从“乌台诗案”开始，在这次案件中苏轼坐牢一百零三天，幸得王安石说情，从轻发落，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此开始了不断被贬的人生。
团练副使，一个有职无权的虚官，对于做事务实的苏轼来说，简直是对其能力的藐视，所以苏轼一度心灰意冷。看他在黄州期间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不愧是豪放派诗人，郁闷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在美景面前一切不如意只是过眼烟云，豁达与豪放才是永恒的自己。
不久，苏轼得司马光所助，再次入朝为官。但对朝中腐败现象仍旧直言抨击，最终得罪权贵。既然不愿以虚伪的人格换取高官厚禄，只能再次被贬。
元祐四年，苏轼贬为杭州知州。一任地方长官，终于可以务实了。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动用民工二十余万疏浚西湖，修筑长堤，发展农业。今天，西湖旁的“苏公堤”似乎还在告诉后人：苏轼曾经来过！是的，西湖的美景曾让苏轼迷恋：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对西湖的千古绝唱，写透了西湖之美。苏轼当时的心情一定是畅快的，杭州成了他精神的栖息地，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杭州有幸遇到苏轼，苏轼有幸来到杭州。
绍圣元年，因和朝廷政见不合，再次被贬岭南。在岭南期间，苏轼改进了水稻种植方式，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改革了当地的赋税制度，使百姓获得更多的实惠；捐献皇帝赏赐的黄金，修堤治水，提高了农业产量……
因此苏轼在岭南受到百姓的崇敬和爱戴。《夷坚志》中记载过“盗敬东坡”的故事：一伙强盗在岭南一带烧杀抢掠，却对苏轼的故居“秋毫无犯”。连盗匪都要对他的故居加以“保护”，可见苏轼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岭南，苏轼再次找到归属感，找到真实的自己：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不属于官场，只属于这里！
绍圣四年，六十二岁的苏轼继续被贬海南儋州，苏轼又把儋州当成了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为荒凉闭塞的儋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苏轼成为了儋州文化的开拓者。
六十多岁的苏轼，终于在儋州找到了文人的价值，怎能舍得离开：
我本海南民，
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
譬如事远游。
离开了儋州的苏轼，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回首官场人生，苏轼一路南下，一路被贬。失去了官场的得意，却在被贬的路上找到了人生的真实。所以，苏轼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