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到友人的漂亮妻子，羡慕之余写下一首妙词，感动世人近千年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分别多年后，当苏轼见到王巩和柔奴，见两个人容貌与神采更胜从前，尤其是柔奴，当她被问及岭南的生活时，从容淡定地说出了这句话。

苏轼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定风波》，其中“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尤其被人们所传诵。

苏轼和王巩、柔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1079年七月，苏轼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说他在给宋神宗的上表中嘲讽当朝朝政，他本人莽撞无礼又对当今君主不忠，罪过极大。

刚担任湖州知州仅仅三个月时间的苏轼被逮捕，押解回京城后入狱受审。

随着审讯的进行，苏轼那些饱含激情、曾经被文人们大力赞赏的诗文都被挑出了毛病，苏轼因此而获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职低微，同时还要接受当地官员的监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在本次案件中，苏轼的多位好友都受到牵连，其中受牵连最严重的就是王巩。

王巩是北宋初年名臣王旦的孙子，他擅长写诗、作画，文采颇受当时人们的称赞。因为祖父辈的庇荫，王巩被授予“校书郎”的职位，平时和苏轼交情很好。苏轼非常欣赏王巩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新奇之意，两个人偶尔会聚在一起饮酒赋诗。

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王巩从原来“秘书省正字”的职位被贬为宾州盐酒税，成为岭南边远地区负责监督盐酒商税的地方官员，他受惩罚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轼本人。

对于王巩的受牵连，苏轼十分内疚，他在《和王巩六首并次韵》中愧疚地写道： “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对王巩遭受的不幸极为不安。

但是，让苏轼没想到的是，王巩对自己遭受的这一切非但没有任何抱怨，他反倒还回信安慰苏轼，在信中他将自己在岭南的生活当作修行，还和苏轼大谈道家的养生之道。

在岭南生活了三年多之后，王巩奉旨北归，苏轼这才得以再见王巩。

再次见到王巩，苏轼不禁为王巩的变化感到惊异：因为岭南艰苦的生活环境非但没有让王巩身心受损、形容落魄，反倒让他更加容光焕发，性情也更为豁达。

对于王巩的变化，苏轼深感疑惑，于是不由好奇地发问： “你受我的连累被贬宾州，那里瘴气很重，为什么你反倒光彩照人，面如红玉呢？”

对于苏轼的疑惑，王巩只是淡淡一笑，没做任何解释，只是叫出一个人来，让那人为苏轼献歌一曲。

随王巩召唤而出的就是柔奴。当王巩被贬谪之时，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众人纷纷散去，但是柔奴却留了下来，她陪伴在王巩身边，陪他历经千山万水，不畏长途跋涉，陪伴王巩在岭南度过了三年满是艰辛磨难的贬谪生活。

苏轼之前也见过柔奴，此时再见，他发现柔奴和王巩一样，虽然经历了三年岭南风霜，但是并没有容颜憔悴，反倒比以前更多了几分红润与神采。

苏轼不由再次好奇地发问： “岭南的生活应该不太好吧？”

柔奴淡淡一笑，轻声回答道：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柔奴这轻描淡写的回答让苏轼深受震撼，他万万没想到，外表看起来无比柔弱的女子内心竟是如此豁达，他一时心动，不由提笔写下了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历史上，史册记载最多的往往是那些建功立业的男子的卓越功勋和诗词文采，常常忽视了女子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柔奴的故事也是因为和王巩有关，因为被苏轼写进了诗词之中才得以流传下来。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很多关键时刻或者平凡的日常，都有不少女子因为她们的言行而对当时的人物、事态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当年她嫁给苏洵以后，苏家生活贫困，苏洵懵懂不知上进，但是程夫人很有志气，她拒绝向娘家求助，勤俭持家的同时，更持之以恒地鼓励丈夫上进、教导子女读书，终于培养出苏轼和苏辙两位文学家，苏洵也以“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励着后世不少读书人。

人这一生总难免会遇到各种困境，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面对何种困境，只有内心先安定下来，才能冷静、理智地面对，因此才有解决困难、走出困境的可能，从而才能得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