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心南移，蒙元以后，首都作为政治经济双中心发生了分裂。
北宋陨落后，中原地区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设备向南迁移。原先以首都开封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双中心变成了后来的临安。蒙元之前，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一直是同步双轨，从先秦到两宋，首都除了负责政治，其本身也是农业发达地区，或者是附近也是经济中心地带。《东京梦华录》所载的北宋汴京就有言：“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首都成为了权力核心和经济重心的双重载体，在农业社会的中国，这样中央集中这种向中央集中的特色，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持续繁荣与前进的重要原因。也是思想文化、科技工商持续进步的重要原因。
强大的经济基础推动着政治领域的变化，国富民强是政治的一大任务，开封或者临安就能代表全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核心地带的社会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表现着全国各地区的社会变化。对于统治者了解全国发展形式，调整经济政策，改良政治思想和政治结构都是利完全大于弊。
蒙元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达地带产生分轨，南北分离，导致以经济发达地带为核心的经济区，远离政治中心，更激进的就是偏远北方首都的东南沿海可以肆无忌惮的野蛮生长。另一面，南北分离使得上层建筑缺乏对社国内经济重心的成熟认知，加之为保证全国统一及其稳定，皇权独大，权力更加膨胀自立。这会产生什么呢？原本两宋及其以前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了解信任，配合发展。往后则是不信任大于互相配合，南北相互对立日趋明显。
尤其是在明朝时期，这种南北两中心对立的现象更加明显。万历之后，阉党独揽朝纲，狂征暴敛打压工商业，南北两中心不配合的特征，使得大明经济发生畸形，经济管理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税收。中央财政收入日趋微薄，崇祯帝死社稷从当时就注定了，如果不是财政危机，中央不可能没有钱粮赈灾，更不会没有军饷安抚军队，进而更不会有满清入关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
中华本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大一统的特色，不是西式分裂特色。
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绝对标准。即使是今天时代，说到底也是犹太主义特征的放大。而东方自古至今一直是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发展状态。不要以为中央集权就不可能产生新生的经济制度，中华持续保持先进一千多年的领先不是凭空产生的。
农业社会，生产力低，经济要想增长，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政治与经济能双轨合一，就天然的具有超前的优势，而西方天然的分裂和对抗，以及宗教权力的凌驾，在封建农业社会必然比不过东方。
持续的保持增长与繁荣，社会积累大量的物质与文明财富也会率先推动东方社会步入变革。推理上看，东方的政治经济特征是没错的，也是先进的。但是就在宋后被强行打破，当然了打破这种变革的因素也不是一个两个，儒家文化也有责任，在此不过多讨论。我所强调的是，东方持久不变的文明特征之一被打破，在仍旧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东方，尤其是小农社会，农业文明与新生经济必然会发生互不适应的情况，因为文明生态的内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在变异的平台上，是不可能诞生出西欧那种资本主义经济的。
以两宋和大明做比较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两个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双中心分裂，政治经济的中央集中特征被打破。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为什么大宋就是非常积极的拥抱商业，反而大明会相反呢。排除儒学思想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双中心分裂导致统治核心不能正确认知经济中心，进而无法产生对社会变革的积极认知，经济形态必然畸形。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华本土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良性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原因。
假如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政治经济中央集中的大一统模式没有改变，那么东方很可能会先于西欧，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定得是海洋文明才可以诞生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分裂的封建社会才有机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
客观的理性的讲，资本主义经济是西欧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特色。这种制度本身仍旧是私有制，只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变成了大资本家。和封建社会的私有制阶级社会有相同之处。所以世界上和地区如果平等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是和各地的本土化文明有很大关系，东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会有很明显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特征以及本土文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正因为中国的大一统模式更适合农业文明，也就可以更快的推动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大宋的经济模式就是在这种制度下自然而然产生的，再持续个两三百年，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就不叫资本主义了，就叫中华主义了。但是历史是政治经济南北分离，资本主义经济终究死在了旧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