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此举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避免了类似西汉初年刘邦、吕后残杀韩信、彭越等功臣的血腥悲剧，可谓是“大家乐”的双赢模式。
既然有赵匡胤这么个几乎完美的先例摆在跟前，建立明王朝后的朱元璋，为什么不能也来一出和平演变，保全皇帝与功臣间的情义呢？
赵匡胤创建北宋政权的背景，是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几十年的混战乱世。这个阶段的人们，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武力至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频繁更迭，皇权根本来不及形成稳定的权威。
枪杆子里出政权，石敬瑭推翻唐末帝李从珂、郭威攻杀汉隐帝刘承佑、赵匡胤取代周恭帝柴宗训，均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反过来夺取权力创建新政权。可见，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观念里，扯旗造反的心理门槛十分低，只要手头兵马足够、外头条件成熟，举兵夺皇位是分分钟的事。
北宋初期，赵匡胤虽然占据皇帝名分，但实际上只是军事将领中实力最强劲的一支，并无压倒性优势，一旦撕破脸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况且北宋政权周边局势未稳，北有北汉和契丹虎视眈眈，内部稍有风吹草动便要招来外部的军事进攻。
五代十国乱世遗留的武力夺权传统和北宋初建阶段的内外形势，注定赵匡胤的集权手段不能硬来，只能采用温和的夺权套路，拿高官厚禄、良田美宅和平赎买武将手里的兵权。
在石守信、高怀德等一帮五大三粗的武将面前，赵匡胤的心虚，还表现在日后他对继承人问题的决策上。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制度按惯例是“父死子继”，偏偏在赵匡胤身上，为何却搞出了一个“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呢？
究其原因，依然是赵匡胤担心自己将来死后，年幼的儿子镇不住那帮武将出身的开国功臣，重蹈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汉隐帝刘承佑、后周恭帝柴宗训的覆辙。
因此，与其说“杯酒释兵权”是一出成功的和平夺权，倒不如讲是赵匡胤无可奈何的“拿腐败换和平”，那批卸下军权、享受国家丰厚经济待遇的武将，其后不乏飞扬跋扈、作奸犯科之辈，可见赵匡胤是牺牲了整个国家的法制，来成全武将集团对赵宋皇权的拥戴。
而对于腐败，朱元璋历来都是深恶痛绝的。
朱元璋出身自贫苦农家，受元政府上上下下各级官吏、地主的层层盘剥欺压，连他老爹都被苛捐杂税给逼着上了吊。童年的遭遇，使得当上皇帝掌握天下大权后的朱元璋，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极为痛恨，为了惩贪甚至发明出了剥皮实草的恐怖酷刑。
恨不得杀尽天下贪官的朱元璋，自然不会选择一条类似赵匡胤“拿腐败换和平”的集权路线。
再从朱元璋的文臣武将班子组成结构来看，徐达、汤和、蓝玉、沐英等将领虽然实力不俗，尤其蓝玉的言行还颇为嚣张跋扈，但朱元璋在这帮淮西勋贵面前具备足够的权威，基本不太可能出现武力夺权的情况。
如此一来，朱元璋便可以大刀阔斧得开展中央集权，哪里需要像赵匡胤那样畏手畏脚看别人脸色？蓝玉嚣张跋扈，杀！胡惟庸相权威胁皇权，也杀！空印案涉及帝国官僚体系那么多人，照旧还是杀杀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