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中国”的版图内,不仅囊括了“上国”唐朝,还有位于北方的突厥汗国(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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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位于西北的吐蕃和南诏政权。客观地说,他们均是中华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8世纪中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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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历史上的青藏地区,自古以来也是多民族杂居之地。
松赞干布(617—650)继任赞普后,陆续降服了当地各自为政的割据政权,建立了具备“大一统”性质地方政权——吐蕃王朝(633—842)。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青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全面发展,并与唐朝在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为数众多的中原汉族居民,以不同方式徙居至青藏地区,为吐蕃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藏族的形成,注入了全新的元素。那么问题来了,在当时的吐蕃地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唐朝印象”?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1)究竟都有谁,去了吐蕃?
1)随公主出嫁的定居者
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至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娶文成公主。在浩浩荡荡的陪嫁队伍中,除了照顾公主日常起居的侍女外,还有不少护卫官兵和能工巧匠。藏文史书《柱间史》(又称《松赞干布遗教》)如是写道:
“文成公主起程上路那天,车水马龙,浩浩荡荡,一辆搭着白绫帐的车辇,载着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金像,由大力士神喜和龙乐引驾走在最前头。随后是两匹银白色骡子拉的车舆,里面坐着文成公主和四名贴身侍女,另有四名贴身侍女坐在两头骆驼拉的车上。其后依次是四名大力士轿夫、请婚使臣和为数众多的马夫。皇上(唐太宗)担心路遇不测,还特意选派了五百名二十出头的年轻武士和五百名年方十六旳妙龄淑女随行护送。”
文成公主入藏图(局部)
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698—739)出嫁赤德祖赞(704—755)赞普时,陪嫁队伍中依然囊括了大批的侍女、工匠和乐人,“帝(唐中宗)念主(金城公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
有趣的是,这些在吐蕃繁衍生息的中原居民们,其子嗣们一直沿用着自己的汉族姓氏。在《柱间史》中频繁出现的“曾、王、杜、姬、司、乔、张、孟”等姓氏,就是典型的例子(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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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邀入藏的唐朝官员和工匠们
在主动派遣贵族子弟前往中原“留学”的同时,吐蕃还邀请了大批唐朝官员和能工巧匠们,来到西藏地区“技术扶贫”。《旧唐书》载,双方联姻后,松赞干布不仅“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还“请中国(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负责掌管两国之间的往来文书)”。
太宗去世后,松赞干布专程遣使“献金银珠宝种,请置太宗灵前”,受到了继任者高宗李治的高度赞许,“赐杂彩三千段”。与此同时,他主动向唐朝“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很快得到了许可。简而言之,松赞干布通过主动示好的方式,从唐朝“换来”了大批能工巧匠。这些人的到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并为丰富吐蕃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昭寺
3)被扣押、掳掠、俘虏的唐朝官员与百姓
和前面两种截然不同,这一类徙居者是被动进入青藏地区的。在这些人中,有的是被扣押的唐朝使者,有的是被掳掠过来的人丁或战俘。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处于融洽状态的。当双方爆发冲突时,一些前往吐蕃的唐朝使节,会被吐蕃“恶意”扣下。《册府元龟》记载,“陈行焉为吉州长史,往使吐蕃。吐蕃大臣钦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拥节不屈,临之以兵,竟不从,因被拘留十余年而卒。至永隆二年(681)丧还,高宗深嘉叹之,赠睦州剌史。”——陈行焉出使吐蕃,被对方扣押了十多年,直到去世后才得以“丧还”。
当然,也有部分唐朝使节能够顺利返回中原,但数量极为有限。《旧唐书》记载,“宝应二年(763)三月,遣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伦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广德二年(764)五月,放李之芳还。”
9世纪前期的吐蕃
除了这些官方使节之外,一些在战斗中被俘的唐朝官员,也难逃客死他乡的命运。
《旧唐书〉记载,“仪凤二年(677)吐蕃寇凉州,命审礼为行军总管,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遇贼青海,敬玄后期不至,审礼军败,为贼所执。永隆二年(684)卒于蕃中,赠工部尚书,谥曰僖。”简单地说,刘审礼被俘后,直到去世都没能重返中原。
刘审礼去世后,“(吐蕃)诏许(子)易从入蕃省之。及审礼卒,易从号哭,昼夜不止,毁瘠过礼。吐蕃哀其志行,还其父尸柩,易从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为朝野之所嗟赏。”简单地说,吐蕃感动于刘易极度哀悼父亲的“孝行”,“特许”他“扶灵而归”。
一些被俘的唐朝官员,因为与吐蕃官员熟识,会得到一定的优待。贞元三年(787),兵部尚书崔汉衡(730—795)随同名将浑瑊(736—800),一同前往平凉与吐蕃会盟。不过,丝毫没有和谈意愿的吐蕃,设伏兵袭击了唐朝使团,不少随行人员成为俘虏。
不过,因为与吐蕃大相尚结赞(生卒年不详)交好,被俘的崔汉衡不仅没有“受委屈”,还比较顺利地返回了中原。
吐蕃武士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时,吐蕃不仅会主动“犯边”,还会劫掠大批唐朝百姓(年轻男女)以及能工巧匠,供其驱使。在德宗贞元(785—805)年间,吐蕃的掳掠达到了高峰。
根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786),“贼(吐蕃)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奄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贏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同年)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人,闻者为之心痛焉。”
藩镇割据和太监干政,大大削弱了皇帝的权威
直到双方关系趋于缓和时,吐蕃才会主动送被俘人员,但大多是官员和贵族子弟。
宪宗元和二年(806)八月,“以没蕃人僧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复还中国(中原),命京兆府勘责先身亡及送在神策军,余三百九十人,诏良阐等:‘顷因沦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旧族,万里归国,尤所哀矜,应归及分配并侍亲等人,委所在特加优恤’”。至于那些数量庞大、一直充任苦力的汉族百姓,几乎不存在重返故里的可能。
步辇图(局部)
2)中原汉人在吐蕃
因为身份和技能等差异的存在,这些来到西藏腹地的汉族百姓,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简单地说,没有文化和技能的男性,要么成为苦力,要么被编入军队充当“炮灰”;至于知识分子以及部分能工巧匠们,生活质量比前者要好得多。
1) 政治和外交领域
由于谙熟中原礼仪和文化,一些供职于吐蕃的汉族知识分子,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如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吐蕃遣使论袭热、郭志崇来朝”。显而易见,“来朝”的郭志崇,就是已经被“吐蕃化”的汉族官员。
大昭寺
2)军事领域
典型的代表,无疑是名将李勣(594—669)的后裔“徐舍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他不仅是吐蕃的高级将领,还与唐朝军队“打过照面”。
宗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陷麟州后,驱掠大批民畜而去。当被俘的军民走到盐州时,有位名叫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将几千汉人俘虏召集在一处,对队伍中的和尚延素说:
“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国外公(李勣)五代孙也。属武后断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有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
(大师不要害怕,我本汉人五代孙。从前武后杀唐宗室,吾祖建义不果(当指徐敬业),子孙流落绝域,至今已经三代了。虽然我们几代居此,有兵有地,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至今旌属繁衍已多,无由自拨返回唐朝故土了。)
坦诚说,这里的徐舍人可谓“既有理又有面”。他在释放了被俘的唐朝官兵后,自己返回吐蕃,继续履行职责了。
李勣像
3)宗教领域
不得不说,吐蕃王朝是西藏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与唐朝和国外均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与唐朝的交流,显然是全方位的,里面既有物质文化交流,也有精神文化交流,还有制度文化交流。
在吐蕃的宗教事务中,徙居当地的中原汉人也有着比较强的存在感。在藏文史书《拔协》(主要记述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事迹的藏族古典名著)中,就着重提到了生活在青藏地区的僧人桑希(一作桑喜,据说是护送金城公主进藏的唐朝大臣巴德武之子)前往长安“取经”的事迹:
桑喜到长安后,唐朝皇帝对他说:“你本是汉人马窦的孩子,留在这里做我的内臣不好吗?”桑喜听了心想:“我如果留在内地,今生虽然快活,但是,为了能在吐蕃传扬妙善佛法,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哪怕是一本佛教经书献到赞普手中。然后,再想办法禀告赞普,返回中原。”
于是桑希禀道:“圣上赐我留在中原,我不胜感恩之至。但是,吐蕃赞普对我们下了严厉的命令,我如果不回去,父亲会因此被处死刑,那我会悲痛欲绝的。因此,还是请圣上开恩,让我返回吐蕃,和父亲商量后,再设法前来做陛下的臣属。”
皇帝说:“我心中最喜爱你,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提出来!”使臣桑喜禀道:“若蒙赏赐,就请赐给一千部佛经。”皇帝说道:“你到(中原)达格吾柳隘口时,没有遇到扰害 反而受到敬奉,(我的)大臣布桑旺保(的卜者)说,‘你是菩提萨埵的化身’,有先知神通的和尚也向你敬礼;佛在授记中预言:‘在最后年的浊世间,在红脸人的地区,将出现一个首倡宏扬佛法的善知识。’从你的高尚德行来看,佛的授记,定然指你无疑。让我来帮助你实现志愿吧!”于是, (皇帝)赏赐了桑喜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还格外赐给了许多其他物品。
《拔协》汉语版封面
4)文化与艺术领域
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去了大量的名贵乐器,还将宫廷乐舞同时引入了进来。历史记载,当唐朝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9世纪20年代)时,依然能在吐蕃宫廷中看到唐朝音乐:“唐使者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唐朝)人。”
一言概之,双方在音乐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吐蕃宫廷中,长期活跃着来自中原的汉族乐师,吐蕃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王破阵乐》主题壁画
5)科学与技术领域
大批来到吐蕃地区的能工巧匠们,为当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文成公主进藏后,在拉萨修建了小昭寺时,工匠主要来自唐朝的汉族工匠;金城公主入藏后,“别筑一城以居之”,这一工程也是在汉族工匠的主导下完成的。
拉萨建小昭寺
另外,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先后两次进藏的汉族医师东松康哇,为吐蕃的医药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赤松德赞(742—797,与松赞干布、赤祖德赞被后世尊为“吐蕃三法王”)生了重病后,遍召四方名医却依然无济于事。于是,东松康哇应召入藏,并沿途向当地人传授医著《四方医理四讲》。
为赤松德赞祛除了顽疾后,不仅被聘为宫廷御医,赐名“东松康哇,即“名贯四方三千世界者”,位列“四方九名医”之首,后来,东松康哇在吐蕃娶妻传嗣,一直深受着当地各族网民的爱戴和尊敬。
赤松德赞主题绘作
3)中原汉人“吐蕃化”的内涵
吐蕃王朝瓦解后,一度被吐蕃占据的大批原本隶属于唐朝的州县,先后发生武装起义,表态重新“回归”唐朝节制与管辖。比如宣宗大中三年(849),“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沙州人皆胡服臣虏,毎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不过,经过吐蕃王朝的长期统治,居住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中原汉族移民后裔,不仅逐渐改变了族属身份,并最终构成了当代藏族的族源之一。站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为青藏地区的开发和藏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丰富了现代藏族的民族内涵
大量的汉藏文史料可以证明,自唐朝时期开始,定居在西藏高原腹地的中原汉族移民,有数十万人之巨。他们逐渐融入到吐蕃后,最终成为了当代藏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藏族是吐蕃人与唐朝汉族移民相互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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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
2)助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
小昭寺和桑耶寺的修建,有着中原汉族工匠的全程参与;吐蕃佛经的翻译,也有多位中原汉族僧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至于水利设施的修建、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制陶、纺织技艺和造纸技术的应用与提高、医学与天文学的进步与发展,是各族网民共同协作的智慧结晶。
另外,这些长居在青藏地区的中原汉族移民,也逐渐掌握了吐蕃文化,在当地的各项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桑耶寺
3)密切了双方的文化领域的交流
“主动学习唐朝文化”,一直是吐蕃统治者的基本立场。就拿松赞干布来说,他的学习精神,极力推动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实际上,直到吐蕃王朝晚期,学习唐朝佛教文化的活动依然在延续着。“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
松赞干布(617—650)
对于吐蕃虚心学习的态度,唐朝也一直报以支持的态度。
玄宗开元年间,吐蕃想通过金城公主“求请”儒家经典。对此,朝廷内部掀起了剧烈的讨论。有大臣上书称:“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不过,不仅很多大臣持反对意见,即便是玄宗本人也认为“这是迂腐的想法”。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4)结语
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吐蕃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在中原地区定居。如吐蕃大相噶尔东赞之子赞婆,就是典型的例子。
《新唐书》记载,“圣历二年(699),(吐蕃)赞普器弩悉弄(汉文译作‘器弩悉弄’,670—704)年渐长,乃与其大臣论岩等密图之。时钦陵在外,赞普乃佯言将猎,召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受召,赞普自帅众讨之,钦陵未战而溃遂身亡,其亲信左右同日身亡者百余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则天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仍令领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寻卒,赠特进、安西大都护。”只不过,进入吐蕃的中原汉族移民,人数更多,给当地带去的影响也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