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明朝开国后国策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起于靖难之役，终至迁都北京，此后朝代确立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治体制。
诚然，永乐朝是经由朱棣篡位得权，但我们不应过分看重此点，举例而言，朱棣在靖难之变后曾发出的敕旨：“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 ”若太注意断层，就会认为这是朱棣为了想要掩饰篡位而摆出尊重祖法的策略，通过尊重祖法以强调他皇位的正当性，然而其迁都北京事实上就是破坏祖法，故敕旨只是政治上的手段操作而已。
这种说法固有其道理，但不全然正确，若排除预设立场从字面上解读这段敕旨，会发现永乐朝扮演的是拨乱反正的角色，永乐继承洪武的方针恢复了建文朝被变更的制度，而触逆祖法的是建文朝才是，所以才致使靖难之役发生。
那么，永乐朝继承的祖法是什么呢？
迁都就是其中之一。朱元璋的确是想要迁都于北方，他原计划迁至西安，只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猝死，才使得这项计划被迫终止，是朱棣实现了朱元璋的遗志。只是为何朱元璋始终未能如愿迁都，这一切还要从明朝建国开始说起。
元朝末年反乱爆发之初，地方上有“义兵”等自卫团，原本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元朝，但随着元朝腐败愈露，地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便开始将立场转向，朱元璋的崛起就是一例，他本来只是一个小兵团，有了地主阶级的支持后，他的势力于是日益壮大，最终一统中国，恢复了中华衣冠。
朱元璋能够持续与地主阶级结盟与他采取的策略不无关系，诚如《国朝典故‧国初事迹》记载：“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朱元璋在取得南京与其他地盘以后，对于元朝旧机构的官僚、地方官都能原封不动的续任。而必须注意的是初期朱元璋集团是以故乡凤阳为中心发展，因此过程中的参与者必然是以淮水以南出身的人士为主。
换言之，这些地主大多是住在江南的“南人”，这种现象还可以从明朝开国的版图中看出，洪武元年明朝的版图只有今日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北部等地，几乎都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透过国子学(监)、荐举等途径所任用的官僚也多由南人占据，也就是说，开国初期的明朝无论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以南方为基础。
明朝以南方为政治中心，可以说是带有必然性的结果，从前朝历史上来看，国家财政基础都系于南方，如唐朝的洛阳是经济东都、北宋的开封地理位置偏于南边、南宋以来江南经济更是迅速膨胀，明朝“南人政权”建都南京则将经济与政治中心结合为一。当然，免不了也有其弊，如地方官多是当地出身之人，或有亲戚、或有同窗、同乡关系，使得地方势力与政府官僚难以切割。
再者，江南又是经济先进地区，将南京定为首都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单方面的在南方循环，甚至是自我闭锁，如此一来面对北方的统一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困难。对于地主阶级而言，支持明朝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政治重心设在南方，无形中可以保障他们的势力；
但从明朝政府的立场来看，帝国版图并不是局限于南方，更包括尚未一统的北方。因此，一面倒向南方的政策对于国家长久的发展是极其的不利，朱元璋也曾试图解决这样的窘境，洪武四年的《太祖实录》记载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藉由无区别地的平等用人以拉近南北差距，但显然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朱元璋又令吏部严格调查为官者的户籍，以绝冒籍之事发生，达到“南北更调”断绝其势力基础。最后，甚至废止科举，仅保留能从全国均等任用人才的举荐。
然而，以上的方法都无法根本解决南方尾大不掉的局面，直到数年后情形才出现转变，那是洪武九年与洪武十三年发生的空印案与胡惟庸案，朱元璋趁机对地方及中央作出了肃清。
洪武八年时扩郭帖木儿去世，北元势力大势已去，明朝陆续撤回大批北驻的武将，注意力也由外政转向内政，此时明朝政治渐入安定，荒田复耕，赋税制度完备。空印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原本空印文书，省去核对时不合所需的奔波是当时俗成的惯例，突然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朱元璋就以产生弊病为由进行惩处，这是令官僚们难以想象的，数以百计的官僚被撤换，可以视为是明朝中央对地方官，特别是南人官僚的大肃清。
除此之外，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行中书省也在此时被朱元璋裁撤，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军政权限，只理民政的布政使司。因此，空印案一方面肃清了地方官僚，一方面也强化了皇权。
而胡惟庸案可以说是空印案的延续，其所谓的叛变只是为了要废止中书省而捏造的事件。中书省被撤销后，六部升格，明朝中央与地方的新统属关系才完全确立。胡惟庸案连坐者达一万五千多人，江南巨室、地主受到大规模的镇压、株连，朱元璋清除阻碍势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总结两次的事件，行中书省、中书省被布政使司与六部取代，同时税收体系也改为“里甲制”，原本由地主阶级担任的粮长被废止。对统治者而言，带来的成果是巨大的，“里甲制”使一般民众被组织化、中书省、行中书省的废止使皇权进一步的强化。让明朝的体制比起原先更为进步，此点从洪武十五年时，朱元璋愿意恢复科举制度就可看出端倪。
整顿完南人的问题以后，明朝在内政上已经进入安定的阶段，朱元璋再此回顾“迁都”的议题，他发觉南京绝对不适合作为明朝首都，诚如前述所言，江南的经济会使得南方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国家，如再结合南人考试厉害，可能会使明朝丢掉北方。再者，北方的防卫也是一大问题，若将北方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抵御外族，就会使得国内有两个中心地，而首都距离北方太远更会造成军事控制力减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形成类似唐末的藩镇局面。
因此，即便南京具备文化、经济、政治上的条件，迁都仍是势在必行。
朱元璋先前之所以分封诸子于北，自己继续定都南京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民尚未从元末混乱中恢复，如果建立新都会使得人民负担加重。
其次，元朝大都刚刚陷落，北逃的元帝觊觎之心未绝，北方仍在军事掌控之中，不可能马上迁都。
其三，明朝在成立过程中依赖之人多是江南出身，贸然迁都必然会遭受到这些人的反弹。
最后，明朝政权尚未稳固，在胡惟庸案后又发起三次疑狱案件，分别是“郭桓案”、“李善长之狱”与“蓝玉之狱”。
郭桓原为户部侍郎，因为索贿而被诛，殃及而死的人竟高达万人，郭桓案的爆发症结乃是六部与布政使司之间的狼狈勾结问题，其所代表的是新枢轴并未发挥应有的成效，而其弊又以江南最为显著，自然使朱元璋又进一步对六部官员进行大肃清。而李善长之狱、蓝玉之狱的爆发可以解释为肃清明朝元老功臣。总之，这些问题如果悬而未决，朱元璋是不可能迁都的。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巡察西安，表明了他迁都的意愿，西安原为唐朝首都，可是就国防位置而言并非最佳的位置，故此举也可解释为他急于摆脱与南京的藕断丝连，朝真正的一统迈进的表象。
可是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暴卒，朱元璋原定的迁都计划不得不终止，此后朱元璋年事已高，洪武朝似乎也未再有迁都的计划了。
朱元璋始终未能离开南京，这是他的遗憾。
随后的建文朝着眼于北方诸王势力渐大，遂反其道重用南方官员欲进行削藩，却因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失了皇位，朱棣抢了朱允炆的位置，恢复了洪武朝的法令，此举不仅是掩饰篡位，一方面也是真真实实地继承了朱元璋的方针，而朱棣北迁也是可说是遵循朱元璋既定的方针而行，只是他选择了对他最有利的北京罢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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