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这个解释，等同真理级的废话。
元朝是意外，那宋朝是不是意外、唐朝是不是意外？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谁也不能拒绝运气、谁也不能拒绝意外。
蒙古人能够崛起的第一个运气条件，就是中华无帝国。或许都不用帝国，但凡中原有个强势王朝，蒙古人也只能跟匈奴、柔然、突厥划为一类。
在北宋、大辽与大金这三个王朝中，哪一个可能成为强势王朝或中华帝国呢？
只能是北宋。
就内部凝聚来说，北宋最强；就治理水准来说，也是北宋最强；就统治智慧来说，还是北宋最强。既然北宋这么强，那么一直压着北宋的契丹，怎么解释？
宋太宗发动了两次幽州之战，却全都功败垂成。契丹大辽在北边老实呆着，但赵光义这个大坏蛋却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搞二十万人的规模性入侵（从契丹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入侵），而且还连搞两次。所以，契丹人一定要报复。但是，契丹的报复规模有多大？史书上有二十万、三十万的记载，但观察实际的战争细节，契丹军队不会超过十万人。所以，契丹这个草原政权一直没能彪悍起来。
比较大的，应该是澶渊之盟前的那次入侵，契丹人打到了黄河边上。史书记载“其众犹二十万”。但这个数据，出自宋朝的败军之将。关键此次是契丹举国来犯，应该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而即便如此，契丹军队的战斗力，也没有形成对北宋的压倒性优势。在战场上，宋军并不怕契丹。
如果意外能够解释得通，那么契丹能崛起也是个意外。如果蒙古高原有一个强劲对手，契丹这个东胡系没啥希望。而再一个意外，就是宋太宗的两次幽州之战，败得太窝囊。基本上都是百里之行、走了九十里，然后就败在了最后十里。
但对峙宋朝，契丹只能勉力为之。如果没有澶渊之盟，而是辽宋接着打，那么契丹会非常难受。即便是澶渊之盟百年和平，契丹还是被同属东胡系的女真给掀了桌子。
那么，女真呢？
女真只是军事能力最为突出，但韧性就差了很多。两次汴梁之围后，宋军的战斗力就赶了上来。所以，女真后期打南宋，也遭遇了契丹人一样的尴尬，就是怎么打也打不灭。女真大军的确过了长江，但黄天荡一战，却差点儿被韩世忠包了饺子。而内部治理水准上，女真则需要一个很长的汉化周期。
在这个时候，女真大金是怎么对待蒙古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的确高明。但是，一个减丁之策，却成了女真大金的最大败笔。为什么蒙古人打女真人，跟打杀父仇人似的？因为女真人就是蒙古人的杀父仇人。减丁之策到底杀了多少蒙古人，真心难以统计了。所以，蒙古高原一旦崛起，必然要对女真下手。女真大金，一是统治草原无力无望；二是草原攻略野蛮愚蠢。在这方面，女真人一点儿不比契丹人更高明。
契丹没有能力入主中原，自然成不了中原王朝；女真的确能够入主中原，却无法成为强势王朝。所以，希望只能是北宋。
但，宋朝人为什么老是背信弃义、不守协议呢？
就与契丹人的关系来说，宋太宗赵光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诚信可言。两次幽州之战，第一次肯定是偷袭，灭了契丹盟友北汉，然后突然就搞北宋版的“巴巴罗萨计划”。第二次幽州之战，就是几个宠臣一撺掇，然后想干就干，而且上来就往死里干。
宋金海上之盟，这是对澶渊之盟的背叛，关键是背叛得如此彻底，一出手就是要你命三千。宋金之盟执行完毕，北宋也拿到了幽州。而就在这时候，降金的辽将张觉，却要带着平州、投降北宋。而北宋呢？竟然开开心心地受人受地了。这只能说是北宋背信弃义在先，为女真攻宋提供了口实。于是，第一次汴梁之围爆发，北宋只能割地求和，割给女真三个军镇。但女真人一撤围，北宋就反悔，三个军镇不割了，这又导致第二次汴梁之围。
北宋灭国之后，彻底吸取了联金灭辽的教训。所以，南宋、大金和蒙古的三国演义中，南宋就没有设置联蒙灭金的选项。而且，南宋早就探明了蒙古人的底细，知道这伙人比女真人还凶猛。
但是，蒙古人为什么能够取道南宋、进攻大金呢？
取道南宋的计划，是成吉思汗的遗命。但这个遗命也只是成吉思汗的一厢情愿。能够执行的前提是南宋要配合。但，南宋根本就不配合。然而，南宋配合不配合都没关系。执行取道南宋计划的拖雷军团，不仅嚣张而且凌厉。你不配合我就打，一定打到你配合为止。而南宋在汉中方面的将领太怂、兵力太弱，同时荆襄力量又没能及时增援。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取道南宋，但实际上，蒙古人是打过去的，而南宋也并不是没有阻击，只不过阻击失败了。
无论怎么说，女真大金却是被南宋和蒙古一起灭的。蔡州城破，第一个杀进城的，恰是南宋军队。而金哀宗的尸体，也是被南宋和蒙古一分为二的。这是什么原因？
这主要是女真大金的原因。前面揍不过蒙古，于是开始西边欺负西夏、南边抢掠南宋。垂死之际的女真人，竟然做出了一个逃过秦岭、割据四川的计划。但四川是南宋的土地啊。你女真人这么玩，南宋就只能联蒙灭金了。
而后期的形势，就再清楚不过了：女真必须死、蒙古一定胜。所以，南宋联蒙灭金，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取悦蒙古，双方结盟灭金，你们蒙古总不至于灭完大金就攻宋吧，但蒙古人从来不会不好意思；一个是能抢多少土地就抢多少土地，从金朝身上撕下一块战略缓冲区域，但缓冲对蒙古人根本没用。
然后，就是端平入洛了。
蒙古人比女真人的统治水准还差，无法统治黄河两岸的农耕地区。于是，灭了女真，蒙古人就撤退了。然后，南宋就要一下子把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全给光复了。
这个糟糕决策之所以糟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战略的，南宋的一伙士大夫官僚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个是执行的，宋军的战斗力这时候还是不行，而此次出兵又太过仓促。于是，端平入洛就捅了马蜂窝。
所以，这又是宋朝人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不是背信弃义已经不重要了。蒙古人的战斗力早已无处释放，关键是他们打你就不需要理由。所以，有没有端平入洛、有没有背信弃义，蒙古人一定要打南宋。
公元1236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召集诸王诸将，在和林万安宫搞了一个月的盛大PARTY。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窝阔台亮明了蒙古人问候世界的方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打打。于是，一路西征欧亚、一路东征高丽、一路南征南宋的大战略，就制定了出来。这个战略，根本就不以南宋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有没有端平入洛，蒙古人也一定要进攻南宋。
到这个时候，南宋就只能与蒙古死磕到底了。南宋以及北宋，一贯地不遵守协议、一贯地背信弃义。那么，最后南宋被蒙古灭国，跟这个一贯秉性就没有关系了吗？
从端平入洛到蒙宋交战的这个阶段，与宋朝的一贯秉性没有关系。因为主动权根本就不再南宋手中，南宋已经弱到没了博弈的筹码。
但是，从北宋到南宋的历史过程上看，背信弃义的确是宋朝的一大硬伤。所以，还得回到最初的那个设问，就是：宋朝为什么一直不诚信、一直背信弃义、一直不遵守协议？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两宋首先是对内不讲诚信，然后才是对外不讲诚信。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但是他对商鞅的徙木立信却高度赞扬。所以，北宋的士大夫集团明白诚信的重大意义，甚至将诚信喻之为“人君之大宝”。
什么叫“人君之大宝”？“大宝”这个概念，出自《易经系辞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圣人之大宝曰位”，“大宝”就是最高统治权。可见，宋朝士大夫已经把诚信上升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事与愿违啊！道德理想一旦遭遇现实，往往会沐浴铅华，不仅道德有亏、理想苍白，甚至完全可能与道德和理想背道而驰。
至少有两个变化，让宋朝逐渐忘了初心、陷入堕落。
一个变化是朝堂的新旧党争。在司马光与王安石时期，大家虽然已经对人不对事了，但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而在这对双子星落幕后，北宋的党争，就彻底不讲道义了，各种阴招损招就全都敢用。激烈的政治斗争，就不允许你风花雪月，台上竞争完全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于是，士大夫集团也就集体堕落了。
这顶多就算是朝堂风气，但朝堂风气变坏，能有这么大的危害吗？当然有，而且有前车之鉴。唐朝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大唐是个什么朝堂风气？自公元746年到748年的李林甫发动大清洗之后，大唐的权力斗争就进入到白热化，已经是腥风血雨了。而到了安禄山与杨国忠的较量，结果只能是胜利者王侯而失败者死无葬身之地。关键还不是失败者一个人去死，而是整个派系全得死，政治生命必须死，生物生命也不见得能活。
这种环境下的官僚队伍，怎么可能还有什么理想道义可言。背信弃义，对于他们早就成了家常便饭。
一个变化是国家屡屡失信于民。自王莽货币改革之后，历代统治者就不敢再玩货币游戏了。所谓货币游戏，就是国家主动制造货币贬值，然后收取铸币税。到了宋朝，商品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于是货币经济不仅蓬勃发展，甚至发明出了纸币“交子”。严格来说，“交子”仍是一种有价证券，却有货币的功能。而北宋时期，除了“交子”之外，还有其他好几种纸币。这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传统国家能够掌握“印钞机”了。于是，王莽可以玩的货币游戏，北宋统治者也可以玩了。
而只要国家有了印钞机，那就谁也不能克制印钞的冲动。宋仁宗这种皇帝都克制不住，率先搞了纸币增发。而增发只是一时爽，之后却是要用吃土来还的。但当时却没有什么储备金的概念。所以，问题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宋神宗时代，然后神宗接着搞纸币增发。还是增发一时爽，吃土的问题就留给了宋哲宗。
纸币跟诚信有关系吗？纸币实际上就是诚信，一张纸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价值就是纸币中蕴含的诚信。所以，毫无节制地增发纸币，就是国家在失信于民。
到这个时候，失信已经成为北宋皇帝以及北宋国家的路径依赖。道道满满的大宋朝廷为什么失信于民？一是因为诱惑太大，没钱了，搞一次货币贬值就够了；一个原因是博弈对手太弱，宋朝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斗得过大宋朝廷。
但是，这种路径依赖一旦用到契丹人、女真人以及蒙古人身上，就一定要遭遇惩罚。因为这些博弈对手的力量已经足够强。那么，士大夫集团就看不出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不好惹吗？士大夫已经堕落了。所以，北宋后期的形势就是官僚堕落、国家堕落，大家一起失信。失信的结果，则是看到一点儿蝇头小利，便止不住内心的贪婪。
为了幽云十六州这个利，北宋硬是可以让整个契丹来陪葬。而为了一个张觉和一个平州，北宋甚至不惜与强大女真人交恶。如果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些人，他们会这么做吗？
大宋立国之时，可以说道德满满。这是赵匡胤打下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培养出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些情怀满满的士大夫。但是，北宋后期以及整个南宋，诞生过什么道德君子的宰相吗？你几乎就看不到。国力羸弱可能出不来名将，却正是屡出名相的时候。比如陷于强邦之间的郑国，不是就诞生了古之遗爱的子产吗？宋朝为什么不可以？只能追问宋朝自己是怎么走的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正道总是一路荆棘。而一旦误入歧途，则只能歧途误终生。因为歧途上处处都是止渴的鸩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