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搜集、整理、分析数据来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数据化管理方式，我们现代人都很熟悉了。其实这种方法早在明朝时期就有过大规模实践，用来管理赋税和徭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册”制度。
战乱之后户籍混乱，政府没法征收赋税
元末明初，在经历长时间战乱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政治局面稳定后，经济逐渐开始复苏。这时明政府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法征收赋税和徭役。
明朝征收赋税和徭役，主要的依据是人口。但战争后人口变化太大，找谁收粮食，拉谁当壮丁，政府没有依据。政府没依据，老百姓逃税逃役就很容易。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第一个挑战是怎么收税
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抓户籍管理。洪武元年，建国第一年，朱元璋就下诏：“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己令总兵官拾取，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意思是大家赶紧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划拉划拉，找一找元朝的户口本，送到中央来咱们好征税，要不大家工资都开不出来了。
但这种前朝的户籍材料，显然不能适应战乱后的新世界。所以，在搜集前朝户籍资料的同时，朱元璋命宁国知府陈灌在江南地区试点，实行“户贴制”。所谓“户贴”，就是把每个家庭的人口、姓名、居住地、田亩、牲畜等信息进行登记，相当于现在的人口普查。
洪武三年（1370年），江南地区的“户贴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贴制”的基础上，朱元璋下诏要求“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开始推行“黄册”制度。
朱元璋的数据化管理：造“黄册”作为赋税依据
黄册是以户为单位，详细记录籍贯、姓名、年龄、人口、田宅、资产等信息，并按从事的职业划定户籍，主要分为民、军、匠三大类。我们简单理解，“黄册”就是明代的户口本。
因为赋役就是国家的命根子，（用万历皇帝的话说：“国赋重事，系于黄册”），所以，明朝黄册造册程序非常严谨。
首先，黄册要逐户填写。基层政府州、县按照要求制做表格（学名“清册供单”），然后通过里长（明朝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多的十家为长，城中称“坊长”、近城称“厢长”、乡称“里长”）和甲首 （除里长外的一百户为十甲，每甲十户，每甲也选出甲首）逐一分发给各户，个户家长按照表格要求一一填写。黄册必须由家长本人填写；家长不会写字的，上报请人代写。如有隐瞒作弊，家长处死，家属流放。
现存黄册样本
其次，各级行政部门汇总，造总册。各户填写后，将表格交给甲首。甲首将自己下面十户信息汇总，交到里；里长将自己下面一百一十户信息汇总，造个里册，交到州县；县汇总信息造县册，连同里册交到府，府汇总信息造府册，连同里册、县册交到布政司；布政司汇总信息造司册，连同里册、县册、府册交到中央的户部（明朝四级行政区域自上而下为中央、布政司、府、县）。
所以，户部最终拿到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几十本布政司册。造一次册，户部要收到六七万本黄册。
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它三份分别存于布政司、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因为送到户部的册籍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叫“黄册”。又因为黄册是赋税和徭役的依据，所以又叫“赋役黄册”。
除了填写程序严格，制做黄册也有很多要求。黄册用厚实的棉纸制作，不许用粉饰或漂白的纸张，以防虫蛀。黄册长、宽各为一尺二寸（正方形）， 用粗棉线装订，尽量不用浆糊。如果必须用浆糊，那么要在浆糊里放入椒末驱虫。字体要求用工整的楷书。
更重要的是，黄册不是填一次就完事，而是隔十年就填一次。也就是说，地方的数据信息汇总上交中央一次，中央不但掌握即时的信息，还掌握动态的信息。
黄册对信息的掌控，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和君主制的发展同时达到高峰，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从时间上看，黄册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坚持到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贯穿了整个明王朝的始终。这期间，黄册共造了27次，数量多达200万册。从空间上看，在明朝统治所有区域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造了黄册，基本没有例外。
现存黄册样本
里册中每一户的信息，是微观数据；县府布政司的总册，是宏观数据。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用朱元璋本人的话来说，“天下虚实，尽皆于此”。
在玄武湖造专门库房，对黄册进行严格管理
黄册是王朝的命根子（钱袋子），必须进行严格的、集中的管理。管理黄册的地方应该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足够大，能装下小山一样的册籍（想象下我们去过的图书馆）；第二，足够机密，不能谁都能进去乱翻；第三，有防火能力，毕竟黄册都是纸做的，一把火下去，各级政府的努力都白费了，中央政府也抓瞎了。
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在“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的玄武湖建造库房，保存黄册，称“后湖黄册库”。玄武湖中岛屿足够大，四面环水与世隔绝，既能防火又可以保持机密。而且，玄武湖位于明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南京，政府部门调用黄册也方便。
此后，黄册库从未搬迁过。后来朱棣迁都北京，明朝政治中心北移动，黄册库仍留在南京后湖。
玄武湖上的库房一共建了七百八十七间。黄册的管理人员来自三个部门，户部出一名管理官员，监察部门出一名监察官员，另外再配一个明朝特色的守备太监，三个部门互相牵制，三个官员互相监督。另外，还配备三十个小吏，五十名监生和一百多个工匠，负责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包括防潮防虫、帮黄册晒太阳、协助有需要的部门和人员调用黄册等。
库房闲人免进，不闲的人也尽量少进。玄武湖边有士兵站岗，带刀配弓，五十步一哨。因为库房和陆地隔开，来往只能乘船。但乘船要主管官员批准，而且船只每月逢一、六日才开，最多开六天，平时锁着，贴上封条。
库房的防火措施也很严格。库房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沙子，晚上不许点灯，冬天不许生火，最近的厨房离库房也有一里地远。
南京玄武湖，明朝时的黄册库
黄册的积极作用：稳定政权，恢复经济
黄册制度在开始时，发挥了几个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通过黄册准确掌握了实际人口数字，成功控制新生王朝的命脉赋税钱粮，让政权得以稳固，社会回到正轨。
第二，政府通过黄册制度，掌握了人民在田亩人口等实际情况，赋税和徭役从实际出发，特权阶层逃避赋役有了一定难度，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赋役公平，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生产得以恢复，经济得以发展。
第三，黄册制度有效地遏制地方官员腐败。黄册在造册过程中有非常严密的规定（相关法规写进了《大明律》），数据相对真实。地方官员可以把黄册作为施政的依据，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据黄册来监察地方官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因为数据透明度高，黄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官员的腐败。
但要注意，我们上面说的，都是黄册制度施行初期的一些积极作用。因为这项制度是朱元璋的重点工程，所以刚开始非常严格，管理也很到位。朱元璋去世后，明朝政府对黄册制度的管理就日益松懈，朱元璋理想中的“大数据管理”就变得漏洞百出，被各种钻空子，直到最后破产。
实际上，后来张居正改革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放弃户籍改用田亩为依据来征收赋税，正是因为黄册制度没用了。
黄册制度的破产：中央阳奉阴违，地方拼命破坏
那黄册制度后来出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中央数据核查上出问题，甚至发展到没法核查。
黄册上交到户部后，中央需要派人进行数据审核，里册县册府册司册进行横向对比，十年前交的黄册和新交的黄册进行纵向对比，这个步骤叫做“驳查”。
驳查由国子监的学生负责，一次驳查要用一千两百名监生，花三个月时间完成，算一下平均每人驳查五十本。
但实际操作中，只有刚开始时监生们才认真完成任务，后来就各种磨洋工拖延工作，三个月拖一年，一年拖三年，三年拖十年，新一期黄册交上来了，上一期还没有查完。
再后来连人员都凑不齐了，监生们纷纷请假，什么病假婚假产假守孝假，想方设法逃避劳动。
为什么监生们不爱干活呢？因为待遇和工作环境太差了。
玄武湖黄册库房为了保密和防火，做了很多特殊设计。库房周边环境潮湿，还不让生火，冬天特别冷，夏天蚊虫多，监生们在岛上一干三个月，十有八九要生病。又因为进出管得严，生病之后不让随便出岛，不但没法医治，人死了尸体都运不出去。
而且，驳查这工作还不给钱，干出问题了还要抓起来查问。不给钱给点福利也行啊，对不起，福利也没有。当时监生想做官，得到相关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驳查黄册的工作连实习都不算，不计入这个时间内。
那问题就来了，驳查这么重要的工作，工资福利为什么搞得这么差？为啥让马儿跑有不给马儿吃草？
就是故意给你设置障碍。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方和中央争权。地方信息越模糊，越容易糊弄中央，而朱元璋弄得这个黄册制度，真要完美地施行下去，那地方基本就没法玩了。
而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在朝堂为高官，回地方就是缙绅，在地方是有很多利益的，他们打心眼里不希望中央把信息搞得太清楚，不希望黄册制度执行得太完美。
所以，中央政府高官们对黄册制度阳奉阴违，他们不能放火把玄武湖库房烧了，但可以纵容驳查制度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有人一心为公，也抵挡不了其他所有人一心为私，人心所向，就是潮流。
明朝中后期，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沦为流民
其次，下面拼命地钻空子，想方设法破坏黄册制度。朱元璋在黄册制度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但无奈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把黄册制度直接给玩坏了。
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有个人叫李四，买彩票中奖了，买了五十亩地，然后想逃税。他就可以给里长买二斤猪肉，请他把自己五十亩地分出四十亩放在四十个穷人的名下。这些穷人不识字，容易糊弄，填黄册都是别人替他们填，一人多了一亩的税，也不是很明显。这种虚报信息的方式叫做“飞洒”。
除了“飞洒”，李四还可以使用“死寄”和“投寄”的方式。所谓“死寄”，就是同乡谁家死绝户了，田亩变荒地，不必纳税了，李四可以把一部分田地放他名下逃税；所谓“投寄”，就是当时读书和当官的缙绅阶层不需要纳税，李四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登记到他们名下，这叫“投寄”。
登记时可以虚报信息，登记后还可以篡改数据。我们还拿李四举例。比如，李四在登记时，故意把家里人口书写错了，家里明明有五口人，写成四口。驳查人员一看这里有错误，做个记号，让回去改。李四再拿到黄册，把人口数改正确了，但同时把自己土地数据也改了，明明有五十亩改成五亩。黄册交上去，驳查人员再检查，一看做标记地方的错误改正，其它信息已经查过了就不看了，李四成功避税。
不但李四自己可以改，还可以买通别人改。比如，明朝就发生一个案子，运送黄册的人员收了贿赂，车子停在路上好几天，专门等着行贿的篡改黄册。
除了虚报信息篡改数据，人民群众还想出了终极大招：直接毁掉黄册，让你无据可查。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买通管理人员。当时有个案子，管理人员被买通，把一个黄册撕掉了几页。结果，这人离开玄武湖时被搜身，查出来了，作弊失败。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所以，买通管理人员乃是下策，人民群众有更高明的方式，就是用浆糊魔法召唤蛀虫，毁黄册于无形。
朱元璋时规定，黄册制造要求用一种叫黄檗汁染成的纸张做封面，要用棉线装订，这都是为了防虫。但下面在制造黄册时，偷偷使用石黄做封面，用浆糊装订，有的还在浆糊中掺杂一些蜂蜜，浆糊中有淀粉蜂蜜中有糖分，都是蛀虫喜欢的好食物。蛀虫在进餐的同时，顺便就把黄册一起毁掉了。
黄册制度中后期，这基本成了一种常态：朱元璋时期的黄册保存良好，而新交的黄册几年就没了。弘治年间统计过，现存黄册七十九万本，被虫子和人为损毁的达到六十四万本。八成黄册都出了问题。
中央驳查难完成，地方拼命钻空子，所以明朝黄册制度只是看起来很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数据透明，地主依然兼并土地，穷人只好四处流亡。
后来因为数据乱套，国家赋税征收不上来，所以张居正主政时开始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徭役都用田亩结算，以人口为赋役依据的黄册就失去了作用。
不过，黄册毕竟是朱元璋开创的制度，祖宗之法不可废，后湖黄册不能烧，于是黄册还是十年一造，造完有没人管，就堆到玄武湖库房里，死而不僵。
最后，我们简单说下黄册的结局。
崇祯自杀后，清军南下，南明小朝廷物资匮乏，就把玄武湖库房中的黄册拿出来做成纸甲，披在士兵身上，可以稍微挡一下箭矢（用火箭估计就惨了）。黄册也算为明王朝的延续发挥了一丢丢作用。
但黄册太多，还是没用完。到清朝时，有心人就把黄册卖废纸用于各项费用支出。比如靖南王耿继茂要军饷，清朝直接送去七十二万斤黄册，折银二万一千多两。
总之，经过反复折腾，玄武湖百万量级的黄册最后成功地弄得一本不剩，就连现在学者们用来研究的黄册，都是流落在民间的。
参考资料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
《后湖黄册库探究与利用》王鹤
《明太祖时期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李海丽
《中国古代“黄册”一词源流考》丁海斌、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