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党争要赶尽杀绝，主要是阉党和东林党争斗之时。之前，也就是外放、免官，跟宋朝差不多。但挑战皇权，那就要另算了。
但是，明朝的党争，确实比宋朝的党争更激烈。而且，虽然打着道德的旗帜，但道德水准却要多低有多低。而表现在手段上，也是要多无耻有多无耻。
宋朝党争，前期虽然激烈但非常规矩。
党争的两股势力，一个是王安石的改革派新党；一个是司马光的守旧派旧党。斗争的目的也很清晰，就是要不要改革。王安石一派要改革，司马光一派也不是拒绝改革而是认为不能太激烈。所以，党争在本质上是对事不对人。
然后呢？
然后就看皇帝听谁的，皇帝任用新党，那旧党便自动下台。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宰相，那司马光连东京汴梁都不呆了，直接跑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了。当时的政坛新秀苏轼呢？你也别在朝廷呆了，去外地当官吧。
新党改革改得一塌糊涂，然后皇帝就开始启用旧党了。于是，司马光拜相，开始开倒车。司马公可能是在家赋闲太久，所以倒车开得有点儿猛。几乎搞起了凡是主义，凡是新党主张的、一律反对；凡是新党建立的，一律破坏。
在司马光之后，新旧两党继续干，一会儿旧党上台了，一会儿又新党上台了。然后，党争就开始对人不对事了，不问你说得对不对，就问你是哪个党的。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也就败坏了。但败坏也是有限度的，读书人并不比市井无赖更善良，但大家还是比较重视身后之名的。所以，手段上就不会那么无底线，落败的、赶跑完事。实在不解恨，就赶得更远一点儿，赶到海南岛也差不多了吧？
关键是党争有内容，就是要不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力度。有这个事情在，大家就是再怎么搞政治，也得干正事。因为党争就是因为干不干事和怎么干事情引发的。
宋徽宗的宰相蔡京，是有名的大奸臣。当时有人陈述蔡京有十四大罪状，具体如下：
“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钳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
这些个罪状，就看你怎么理解了。说穷土木，搞花石纲不就是宋徽宗想搞吗？说变法度，蔡京本来就是个新党，他肯定要变法度。崇黄老，从王安石开始，新党这伙人就看不上儒家，你能指望蔡京还能做个孔门乖学生吗？
蔡京并不是一直权倾朝野，随着新旧党争，也是宦海沉浮，一会儿上去了、一会儿有下去了。那么，宋徽宗为什么一定要用蔡京呢？
改革的本质、党争的本质，只要是为了事情的政治斗争，其本质都是钱。蔡京能搞到钱，而且新党一伙人出现了一大批理财高手。所以，皇帝就得用这些人。天天道德仁义，但你搞不来钱，皇帝和国家去喝西北风吗？
这是宋朝党争，明朝党争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明朝党争的焦点是道德和风气。张居正改革不是吗？刚开始确实是围绕改革的。但后来，就开始玩意识形态了。所以，明朝党争，一上来就是对人不对事。
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一伙东林党崛起了，他们的主张就一个字“正”、两个字“道德”。背后各种复杂理论，你也不用细心琢磨。等写到明朝的时候，单独再写。你别管这伙人是怎么想的，就看这伙人是怎么干的，这就行了。
开始，东林党肯定被打压，但不会没有生存空间，否则这些人也起不来。朝堂大佬们并没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木匠皇帝天启帝之后，东林党彻底独霸朝堂了。然后，他们是怎么做的？跟宋朝的后期党争一个逻辑：我不问你说得对不对，就问你是哪个党。凡是东林党的，肯定提拔、肯定重用；凡不是东林党的，肯定打压、肯定收拾。
所以，除了东林党之外，朝廷中就有了各种地方朋党，比如齐党、浙党等等。实际上，很多都是东林党给人家强加的，目的是区分清楚、打击方便。
天启帝后，东林党碾压一切。但你把皇帝往哪里摆？好在，明朝皇帝都比较懒，也懒得管东林党这摊烂事。但是，有人会管，这个人就是魏忠贤。你不能说魏忠贤下了一盘大棋，然后要把东林党赶尽杀绝、再后颠覆大明江山。一个老太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更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但是，魏忠贤是怎么把东林党给收拾了？
你完全可以认为是东林党得罪的人太多。还记得那些被打压的各种地方朋党吗？这伙人失势之后怎么办？那就只能去找主子，而主子是现成的，就是魏忠贤、魏公公。
但是，魏忠贤开始就准备收编这些人了吗？
没有。魏忠贤开始是先给东林党的老大赵南星送礼的。但是，赵南星看不上魏忠贤，直接把礼物给退了回去。
于是，魏忠贤只能在东林党之外自立更生了。魏忠贤自立门户之后，才发现自己想不彪悍都不行。原因是东林党给自己送来的人才太多，什么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全都来了。
但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士大夫。魏忠贤哪有如此打的魅力，能笼络住这么多人？早年间，这家伙就是一个流氓地痞。关键是做流氓地痞也不成功，赌场失意把自己的女儿都给卖了。要是真有本事儿，魏忠贤在河北沧州当个黑社会大哥好不好，也没必要把自己净身、跑到宫里当太监。
主要是东林党的权斗太彪悍，被东林党干掉的人全都投了魏忠贤。魏忠贤就是非东林党士大夫的一面旗帜。如果只是魏忠贤一个人单打独斗，魏忠贤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东林党。因为魏忠贤就不具备政治斗争的经验。可以看一看魏忠贤和阉党们的手腕：
阉党一伙人编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对照《水浒》的一百零八个强盗，把东林党人给开了名单。但实际上，这些招数，东林党也用过，整出那么多个齐党、浙党、宣党，不就是编名单吗？被东林党用这种手法干掉的人，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了。你给我们编名单，那我们也给你编一个。
阉党还干了一件事，就是重新把红丸案、廷杖案和移宫案给编了一本书，叫《三朝要典》。这就是通过掌握话语权，然后再实施政治打压了。按照阉党的角度把三大案重新讲一遍，然后昭告天下，你们大家都看看：东林党就是这么欺君的、就是这么小人的、就是这么结党的。但是，这种手段，魏公公这个街头地痞能想出来吗？魏公公认字都费劲，怎么想到编出一本书来？把政治斗争玩得如此刁钻，只能是士大夫官僚们。
但是，魏忠贤也不会被一众失势的士大夫当枪使。这家伙一定要把自己的流氓本性渗透进政治斗争。于是，各种残酷打击就上来了。高攀龙被迫害致死，赵南星被流放云南，杨涟、左光斗等一众东林翘楚被抓进大牢。然后，就是各种严刑拷打，政治斗争从消灭对方的政治生命到消灭对方的物理生命。
那魏忠贤为什么如此嚣张呢？
根子肯定不在于魏忠贤的权斗指数有多强，也不在于另一伙士大夫的为虎作伥，根子在于大明皇帝以及大明的权力格局。
只要天启帝信任魏忠贤，那么魏忠贤就是捅破天，也没事。因为魏忠贤就是天启帝的家奴。天启五年，顽皮的天启帝掉进湖里。然后，当时已经快六十岁的魏忠贤想都不想，直接跳进去救皇帝。关键是魏忠贤也不会水。等大家把皇帝救上来了，还得费劲再去救魏公公。
所以，魏忠贤对皇帝绝对忠心，而天启帝对魏忠贤也绝对相信。君臣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只要皇帝不发话，那就谁也斗不倒魏忠贤。
大明皇帝信任魏忠贤就可以了吗？在明朝就可以。因为明朝没有宰相。党派之间搞权力斗争，你都找不到一个名正言顺的老大维持底线。老大可以耍流氓，但老大也可以维护规则。王安石的确要用新党的人，他这个大宋宰相也可以不讲理，说把苏轼外放就外放了。但是，王安石也是士大夫，而且还是一派士大夫的领袖，所以就要维持士大夫的起码体面。司马光也是如此，他这个人更在意士大夫的体面。
咱们搞政治斗争可以，但别搞得没底线。谁要不要脸、太过分，不用对方收拾你，自家老大就能把你收拾了。后来，北宋的政治水准的底线越来越低，但还在士大夫这个层面里斗。关键，士大夫是有领袖的。新党有，旧党也有，领袖就是宰相。而明朝呢？没有。这伙人搞起斗争来，都敢跟内阁大学士掀桌子。而再加上魏公公这个大流氓，那就要多没底线有多没底线了。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一旦坏风气开始了，那就不可遏止。甚至连皇帝搞大臣，也是该杀就杀。崇祯皇帝杀大臣，一点儿也不必魏公公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