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朝代更迭，不断地内乱让原本强盛的中原王朝无比虚弱，武装力量沦丧。上层统治阶级中玄学思想盛行，更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际管控力。
原本被鄙夷的外族附庸顺势崛起，由落后的雇佣军，演变成为主要武力，也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一、两汉之际的外族内迁
自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屡次北击匈奴，东北的乌桓群狄也俯首称臣。西北古羌人虽彪悍善战，但在科技发展代差面前，也只能沦为失败者。北方的各个胡狄此时异常艰难，北匈奴远走西域，对中原敬而远之。南匈奴、氐人内附汉地，挣扎着为汉朝打工谋生。
当时，政府采取圈地安置的政策，将内附的部族集中在代地、并州、关中、三辅、蜀等地区，对上层贵族拉拢利诱。让原本的侵略者维护边境安全，保护王朝边境。
两汉之际，这项政策得到较好的执行，内附的部族也能相对安分。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生活习惯差异巨大，与当地居民冲突不断。迫于生存需要，却仍然不断向内地迁移。
东汉建立后，功臣众多，演变出大量庄园地主。中央皇权也不得不让利于地方豪强，他们的庄园逐步扩大，包山跨河。
凡在其中耕作、渔猎、采伐，都必须依附于地主。长此以往，当地民众与豪强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从自由民变为私人部曲家奴。大地主们庄园千顷、跨州连郡，不断招纳部曲，并且开始压榨周边的内迁胡人。
二、魏晋王朝的胡汉冲突
东汉一朝，中央政府努力集中权力，试图压制世家大族和地方势力。但依靠世家篡位换代后，司马家族作为世家的代言人，持续扩大世家的政治经济特权。世家豪强既是晋朝的缔造者拥护者，也是帝国的掘墓人。
时日迁移，大庄园主不断吞并土地，耕地不足，贫富差距达到一个不可容忍的地步。内附胡人与当地汉人互相挤占有限生存空间，加之游牧与农耕的差异，也让双方互相敌视。生存利益冲突加剧，整个中原如同一个古代版巴尔干半岛，大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小火星，就会把整个王朝掀翻。
对内迁胡人的剥削和掠夺不断加剧，豪强地主争相将胡人掠为奴隶，大量胡人沦为农奴。但受压迫者必定反抗，仇恨在不断地堆积。后赵皇帝石勒便是其中之一。年少被迫为地主放牛牧羊，一口饱饭吃不上，挣扎求生。在乱世，抓住时机攻杀官吏，建立势力，实现从奴隶到皇帝的转变。
三、八王之乱的疯狂攻杀
西晋结束魏蜀吴三国分裂状态，实现大一统，兵强马壮，朝廷君臣无一不是自比强汉。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盛世似乎刚刚开始。
但西晋立国不正，政治基础不牢靠。曹魏打压皇族宗室，以至于被权臣篡位。司马家族就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分封王爵，在全国各地建立大小王国，牵制世家和地方豪强，管控全国。但重用宗室大臣执政，又分封地方实力王爵，最终导致皇族内斗，争权夺利。
八王之乱爆发，朝堂上的攻杀，牵连一大批州府郡县实力派。在并州、代地、关中、蜀等地，大批郡守刺史被株连下狱。地方官员、豪强深感朝不保夕，开始借助胡人武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中央在朝堂混战中失去了核心战力，地方又乱做一团。中原已乱，内附的胡人们擦拭沉寂百年的兵刃，重新亮出獠牙！
原本和善的邻居，突然有一天就举起屠杀的斧子砍刀，这样的历史一次次地重演。最近的一次，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塞族对国内其他族群，展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古代史学家曾总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事实上民族的差异，并不足以让矛盾冲突加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深层的原因，是生存空间的冲突。历来，游牧民族南下侵略掠夺，大概率是北方遭遇严寒，生存难以维持。所以，即使已经内迁到中原腹地，一旦生存仍然得不到保障，游牧民族依旧会恢复劫掠的习性。
历史成为过往，仇恨也随风而逝。站在今天的纬度来看，和平是发展的基石，互利共赢才能延续文明。
但从历史中，学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世界格局变化，冲突纷争不断，局部战争和经济贸易对抗都在扩大，保证生存空间这个核心利益，又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