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诤的风气在历史上就一定是好事情吗？我看未必吧。
世间还有多少李世民和魏征？
谏诤风气在封建王朝历史上一直备受推崇，人们往往认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善于纳谏，愿意放任臣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那这个皇帝就一定是个好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一个善谏，另一个善于纳谏，从而成为了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明君贤臣之典范。
但是，这可能是绝唱了。
传说中的宅男皇帝，万历皇帝。
明朝万历年间，前十年是由首辅张居正主政，万历皇帝甚至尊称其为尚父，张居正本人可谓是权倾朝野。惮于张居正的权力，绝大部分官员对其唯命是从，很少有官员敢于跟他相争。即便有些人在内心对张居正专擅的行为感到不满，也只能悄悄地闷在心里，大多数不敢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当然，也不排除有少部分硬骨头，他们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虽然被张居正给予了严厉惩罚，但是他们的名望也是越来越大。
张居正和冯保。
等到万历皇帝亲政，开始打击张居正和他的朋友冯保后，诸如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等一些低级官员看准时机，“发其奸”，由此还得到大力提拔，从而开启了万历中后期“讲气节、敢诤谏”的风气。
当张居正、冯保被彻底压制后，万历皇对自己亲自启动的谏诤风气却越来越感觉不满起来。因为能得到名望，有时还有比较好的收获，已经踏入谏诤洪流的万历臣子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斗倒了张居正、冯保之后，突然感觉没有谏诤的靶子了。
怎么办呢？
纷纷扰扰的明朝晚期朝堂。
之前的起点就已经很高了，不是内廷大总管冯保就是首辅张居正，这一谏诤，不可能再比这个标准低啊，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万历皇帝，批评他不理朝政，批评他不见群臣，甚至批评他迷恋后宫……。
因此，越来越不耐烦的万历只好又转过来压制群臣的上言，这几乎成为了他执政后期对朝臣上言的基本态度。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明神宗的压制越厉害，群臣的谏诤欲望就愈发强烈，一些秉性刚直的臣子尤其如此。
假设这是万历皇帝在生气。
这只要是人就分种类，而对君王来说，这人其实也就是两类，一类是听话的，另一类就是不听话的。
万历朝的臣子们也是一样，他们就有两类，一类是听万历的话的，另一类就不怎么听万历的话。久而久之，朝中就形成了顺从万历的官员为代表的和敢言直谏的官员为代表的两大派别。
吵架的明朝朝堂。
再久一点之后，这两大派在皇帝的权衡术和自己的派别利益之下，逐渐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他们有时候围绕万历的某些作为进行争论，有时候为了某一项利益进行斗争，尤其是以气节自负、敢言直谏一派的主张者，往往言辞激烈，尽显门户之见，随时自诩为君子，指出其他人为小人。
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争论确实也为明朝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种争斗往往也给很多投机倒把、持身不正的人提供了大量繁衍的温润土壤，其实也是明朝内部的一种巨大内耗，并因此开始由争斗进入党争。
内耗不断的党争。
及至后期，两大派又因目标和地域等原因，出现了齐党、楚党、浙党、宣党、阉党、昆党、东林党等诸多派别，那些斗争也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一些正直能干的臣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官场氛围，从而自动离职、挂冠而去，直接导致了万历后期君臣怠政情况极其严重的现象。
由于历史惯性和明朝后期几任皇帝的无能（其实更多的是无能为力，而不仅仅是无能），明朝晚期的党争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亡国之因，后世的人们一谈起明朝灭亡的缘由，绝大多数都会提及这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黄仁宇甚至说明朝亡于万历，这么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明朝党争的最大体现，东林党。
因此啊，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做人如此，做事如此，治国理政更是如此，“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确实不错，但这事情也绝对不能放任，谏诤之路也是要适当放开，但这条路也不能开拓得太宽了，“人多还嘴杂”呢，更何况是朝堂上的事情，有时候还确实不如那一锤子买卖来得符合实际。
再怎么说，历史上著名的李世民和魏征这对谏诤君臣，他们其实也是独一份，而且，千古一帝李世民确实处理得很好，魏征也只有一个，他可没有让千千万万个魏征跑到他面前去聒噪，否则，我估计他和万历的情况也差不多，“贞观之治”什么的就别想了，你说是吧。
贞观之治并不是因为谏诤风气的流行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