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隋朝留下的粮食够唐朝吃50年。很多人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隋朝末年留下的粮食真的能让唐朝吃50年吗？本文依据相关原始史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一、该说法的来源
现在网上流传甚广的隋朝的粮食够唐朝吃50年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是凭空捏造，还是确有史料来源呢？
应该说，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它是有史料来源的，只不过该说法对相关史料进行曲解和误读。
据《贞观政要》辨兴亡第三十四记载，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珪说：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资治通鉴》贞观二年也有类似记载，但相对简略。
乍一看，网上的说法不是说的挺对的吗？“
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这不就是说隋朝末年的粮食可供吃50年吗？隋朝后面紧接着就是唐朝，因此，这50年不就是唐朝在吃吗？
下面，我就结合相关资料，对这一则原始史料进行详细解读。
二、史料解读
（一）“末年”是指隋文帝末年，而非隋朝末年。
结合上下文可知，“比至末年”，说的是隋文帝末年，而不是隋朝末年，所以下面才会有“
炀帝恃此富饶
”的说法，隋炀帝依恃的正是隋文帝末年的富饶。
因此，这里的“比至末年”，最多只能算到隋文帝去世时的仁寿四年（604）。
隋文帝
这时候正是隋朝比较强盛的时期，隋末大乱还完全没有发生。
（二）“得供五六十年”是一个数学计算，并非真能吃五六十年。
所谓“得供五六十年”，仅仅是一个数学计算而已，，是根据粮食存量、人口数量、人均粮食消耗量等测算的数据，用来说明隋文帝末年留存粮食之多。并不是说这些粮食真的能吃五六十年。
原因很简单，隋唐时期粮食的保存年限最长只有9年。
关于隋唐时期粮食的保存年限，史书是有很明确的记载的，我在这里仅提供3处史料出处：
1、《新唐书》食货志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
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皆著于令。
可见，当时粟能保存9年,米能保存5年；潮湿之地，粟能保存5年，米能保存3年。
整体来看，当时粮食的保存期限是3-9年。
当然，有细心的人可能会说，《新唐书》记载的只是“常平仓”的粮食保存期限。当时，全国除了用于调节粮价的常平仓之外，还有京师的太仓，还有其他用于储备目的的粮仓，例如，隋朝时关中的永丰仓、洛阳附近的回洛仓、洛口仓、河北的黎阳仓等等。
这些粮仓的粮食保存期限是否会有不同呢？我们再来看看《唐六典》的记载
2、《唐六典》
《唐六典》在司农寺·太仓署部分有以下记载：
凡粟支九年，米及杂种三年。
在具体规定上与《新唐书》略有不同，但是，粮食的整体保存期限则是完全一致的，也是3-9年。
但是，有些比较较真的朋友可能还是有疑问，《新唐书》说了常平仓，《唐六典》说了太仓，它们的粮食保存期限确实一样，那么，其他的诸如永丰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等用于储备目的的粮仓，会不会保存期限有所不同呢？
针对这部分朋友，我专门准备了一条史料，那就是北宋《天圣令》所附的唐令。
3、北宋《天圣令》所附的唐令
《天圣令》本身是北宋的法令，但是，由于其编修原则是“取唐令为本”，所以，里面附有很多唐令。其中，唐令仓库令中有一条记载：
诸仓窖贮积者，粟支九年；米及杂种支五年。下湿处，粟支五年；米及杂种支三年。
这一条唐令，明确规定了其适用范围是“
诸仓窖贮积者
”，也就是说，所有的仓库，不管是常平仓，还是太仓，还是其他的各仓，均统一适用这条规定。
其规定的粮食保存的具体期限与《新唐书》完全一致。
上述3条史料互相印证，确切的证明了，在隋唐时期，粮食保存期限就是3-9年。
隋唐粮仓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假设以仁寿四年（604）作为隋文帝末年，则隋文帝留下的这些所谓“得供五六十年”的粮食，最晚在隋炀帝大业九年（613）的时候，必须全部替换，否则，剩余的存粮就超出了保存年限，不能再吃了，真要吃这些“僵尸粮”，是会吃出人命的。
至此，所谓隋朝末年留存的粮食可供唐朝吃50年的谣传可以说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但是，隋朝末年到底有没有留下粮食？留下了多少粮食呢？
毕竟，隋炀帝时期，虽然建东都，修运河，开通西域，三征高句丽，耗费了大量的钱粮，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隋炀帝前期，天下尚未大乱的时候，隋朝也是有新增粮食进账的，并非只出不进。那么，到了隋炀帝末年的时候，粮食情况如何呢？
三、隋朝末年粮食情况分析
我认为，隋朝末年留存的粮食确实还有，但是数量并不多。
（一）隋炀帝的大量消耗
隋炀帝从即位开始就搞大手笔，为此消耗了大量的钱粮。与此同时，自大业七年（611）开始，大量百姓不堪忍受残酷压迫，纷纷揭竿而起，造反当流寇去了，真正继续种地纳粮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大量的支出，另一方面是日渐减少的收入，导致在隋炀帝时期，粮食处于严重的净减少状态。正如大业十二年（616）右候卫大将军赵才所说，“
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
”（《资治通鉴》）。
隋炀帝
在粮食整体情况不容乐观的前提下，隋炀帝采取的措施更加雪上加霜，他采取了优先保障国家仓储、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我在这里简单举以下几个例子：
1、隋炀帝时期提前征收未来数年的赋税。
据杜佑《通典》记载：
又逆徵数年之赋
，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
可见，在隋炀帝后期，由于国用不足，隋炀帝已经开始提前征收未来数年的赋税，当时实行“租庸调制”，赋税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缴纳粮食（租）。
2、隋炀帝时期大量挪用社仓的粮食。
社仓（又称“义仓”），其本质是一种民间自助自救的形式。由各地百姓在平时根据贫富情况相应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交给官府集中管理，一旦遇有灾年，则从社仓中支出粮食救济，“
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
”（《旧唐书》食货志）。
也就是说，社仓里的粮食，本质上是百姓自己的粮食，并不是缴纳给朝廷的粮食，官府在其中只起到管理作用，并没有这些粮食的所有权，是不能挪作他用的。
而在隋炀帝时期，朝廷却因为国用不足而大量挪用社仓的粮食，以至于最后社仓无粮可支，“
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
”（《旧唐书》食货志）。
以上例子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当时朝廷手中的存粮不多了。试想，如果当时还有充足的存粮，则隋炀帝又不是傻子，必然优先考虑使用存粮，断然不会冒着惹怒天下百姓的风险贸然提前征税以及挪用社仓。
第二，在粮食整体不足的前提下，隋炀帝采取了优先保障朝廷需要而盘剥百姓的做法。
在隋炀帝的压榨下，百姓因为活不下去纷纷造反，至迟大业十一年（615）时，隋朝的赋税征收体系已陷入崩溃。
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十二年（616）五月，纳言苏威上奏说：
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
苏威这段话，是隋炀帝询问他全国盗贼情况时说的，意思很明确，当时朝廷的租赋已经征不上来了，因为负担租赋的百姓都造反当盗贼去了。
由于当时的租赋一般是秋季征收，因此，大业十二年（616）五月时，苏威并不知道当年的情况，他说的至少是上一年、即大业十一年（615）的情况。
据此看，至迟大业十一年（615）时，隋朝已经无法正常征收租赋了。
综合以上情况看，到隋炀帝末年的时候，民间经济已经完全崩盘了，没有粮食，活不下去，“
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
”（《隋书》食货志）。而朝廷方面，粮食存量虽然早已无法与隋文帝末年相比，但是，由于隋炀帝的盘剥，官府的仓库里面还是有粮食的，“
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
”（《隋书》食货志）。
但是，局势发展远没有就此止步，百姓并不是机器，被逼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奋起反击。于是，全国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隋末大乱。
在隋末大乱中，原本朝廷手里的那些粮食，也未能幸免，被大量消耗。
（二）隋末大乱时期的消耗
隋末大乱时期，由于百姓普遍没有粮食吃，因此，各割据势力起兵之时，大多会为了收买人心而开仓放粮，这几乎成为了当时的标准操作。这里依据《资治通鉴》简单举几个例子：
薛举：囚郡县官，开仓赈施。
刘武周：于是开仓以赈饥民。
罗艺：乃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廪以赈贫乏。
李子和：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赈施。
李渊自己也有类似操作，“渊开仓以赈贫民”，“至永丰仓劳军，开仓赈饥民”。
李渊
当然，这方面做到极致的，还得属李密。
李密
以李密攻陷的洛口仓（兴洛仓）为例，李密攻克洛口仓以后，“
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
”（《资治通鉴》）。
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
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
，为车马所轥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
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
。
由于没有管理，大量百姓来领取粮食，拿不动就扔掉，被扔在地上的米厚达数寸，洛水两岸十里之间，看上去就像一片白沙。
瓦岗军开仓放粮
在各路割据势力的共同努力下，官府手里的那点存粮也被迅速消耗。
至唐高祖武德中，各大粮仓也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粮食了，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
1、永丰仓
永丰仓位于关中的华州，主要保障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
永丰仓
义宁元年（617）李渊晋阳起兵后，隋朝的华阴令李孝常以完整的永丰仓投效李渊。
但即便如此，李渊进入长安后，马上就面临着缺粮的问题，虽然手中握有永丰仓，李渊仍然无法满足关中地区百姓的粮食需求，不得已只好下令让关中百姓到剑南就粮。
根据《全唐文》收录的李渊“定户口令”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虽加周给，无救倒悬。
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
。
可见，当时关中地区包括永丰仓在内的仓库的粮食并不多，必须集中于“
军国资用
”，也就是用于打仗等国家大事，已经无法同时救济百姓了。不得已，李渊提出让关中百姓到剑南就食：
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龄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
可见当时永丰仓的存粮已经不多了。
2、回洛仓
回洛仓位于洛阳以北，主要保障洛阳地区的粮食供应。
回洛仓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率军征讨王世充，当年八月就攻克了回洛城，但是，十余万唐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并未因此就得到解决，在此后的作战中，李世民仍然需要通过陕、鼎、函、虢、虞、芮等六州向前线转运粮食，时任陕州总管的党仁弘在此期间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仁弘，高祖起义兵，为左武侯将军，简校陕州总管，镇守陕城。
及大军东讨王世充，仁弘转饷不绝
”（《册府元龟》卷498）。
可见，虽然唐军攻克了回洛仓，但无法解决自己的粮食供应问题，由此判断，当时回洛仓也已经处于无粮的状态。
3、洛口仓
洛口仓位于洛阳以东，主要保障河南地区的粮食供应。
洛口仓
看地图可知，洛口仓距离武牢关（虎牢关）很近。武德四年（621）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从河北南下增援王世充，当时唐军有人建议放弃武牢关，暂避锋芒。
请注意，由于洛口仓距离武牢关极近，因此，放弃武牢关，意味着同时放弃洛口仓。如果当时洛口仓存有大量粮食，则窦建德完全应该就近使用洛口仓的粮食供应军需，并救济王世充。但是，薛收在分析当时情况时，却提到，放弃武牢关、暂避锋芒的后果是，“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
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
，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资治通鉴》武德四年）。也就是说，即便让窦建德占据了洛口仓，窦建德仍然需要从河北调运粮食，“
转河北之粟
”。
薛收
可见，至迟在武德四年（621）时，洛口仓也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4、黎阳仓
黎阳仓位于黄河以北的黎阳（武德年间属黎州），主要保障河北地区的粮食供应。
黎阳仓
上面提到，当时窦建德手中有粮食，那么，这些粮食是不是黎阳仓的存粮呢？不是！
原因很简单。武德五年（622）十一月，李建成率部征讨河北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当时河北地区的形势是，“
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
”（《资治通鉴》），看地图可知，黎阳仓所在的黎阳位于相州以南，仍然掌握在唐军手中。如果黎阳仓有大量存粮，则唐军的优先选择必然是就近从黎阳仓调拨粮食保障军需。但是，查《于志宁碑》可知，“
又以刘闼重扰河北，命公为河南道支度军粮使
”，即任命于志宁为河南道支度军粮使。这就说明，黎阳仓当时并不能满足唐军的粮食需求，因此，需要于志宁从河南地区征集粮食。
于志宁
可见，至迟武德五年（622），黎阳仓也已经基本空了，没有什么存粮了。
5、贞观初年整体情况
贞观初年，全国灾害不断，据《资治通鉴》记载：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
民虽东西就食
，未尝嗟怨。
请注意，当时全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因此，朝廷可以从全国范围内征调粮食，同时，唐太宗也不是吝惜仓库的人，“
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
”（《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
但是，即便如此，面对在饥荒中出现的百姓卖儿卖女的情况，太宗所能做的，只是从御府（皇帝自己的府库）里出钱赎回孩子，还给其父母，“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
”（《资治通鉴》贞观二年）。
但却拿不出粮食赈灾，只能允许百姓“
东西就食
”，这就充分说明，当时朝廷手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存粮可以拿出来赈灾了。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隋朝的粮食，在经历了隋炀帝的挥霍、以及隋末大乱之后，至唐朝初年早已经消耗一空了，唐朝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休养生息，逐渐的恢复发展的。所谓隋朝的存粮可供唐朝吃50年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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