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楚昭王朱桢:出生就预定爵号,文武双全,第一个承认朱棣的藩王

楚昭王朱桢:出生就预定爵号,文武双全,第一个承认朱棣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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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核心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此交汇,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

武汉三镇

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是“武汉三镇”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东晋末年将江夏郡郡治迁置于此后,一直是州郡治所、荆楚雄城。南宋诗人陆游以“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元代设十三行省,其中湖广行省以武昌为治所。此后数百年间,一直为湖广、湖北治所。

明初,随着明太祖之子楚王朱桢的到来,更是给武昌带来了新的一轮机遇,使其一跃成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

楚王之封

朱桢,生于蒙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初三,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六子,生母胡充妃。与其他兄弟不同,朱桢的楚王封号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崛起,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当年三月初一,亲征武昌的朱元璋得胜回朝。此次征战迫使陈汉政权的皇帝陈理出降,成功占领重镇武昌,将最大的敌手陈友谅之残部一扫而空,长江中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两日后,尚未洗净征尘的朱元璋得知,自己又多了一个大胖小子,对他而言可谓是双喜临门。心情大好之下,老朱立马宣布待此子长大,就封他为楚王。

“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明史·诸王列传》)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明太祖对诸子进行第一次大分封,老朱兑现了六年前的承诺,封7岁的朱桢为楚王,藩地湖广武昌。

黄鹤楼

明太祖号称开局一个碗,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起步最难的开国君主。自幼历经世间人情冷暖的他,对于儿孙的培养那是相当的重视,文的也抓,武的也抓,两手一样硬。

洪武元年(1368年),大明才刚开国,统一大业尚在进行时,明太祖便下旨敕建皇家藏书处——大本堂,目的是要聚藏古今图书,延请名儒教授年幼的太子与皇子。

明代亲王作为藩王,自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王国政治机构,王国之中最重要的,同时肩负亲王教导工作的机构为:王府长史司。因此大封诸子后,老朱给几大王府挑选的长史(长史司主官)皆非泛泛之辈,其中楚府长史为朱廉。

朱廉,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大儒,曾任浙江严州府钓台书院山长,入明后征辟为翰林院编修,担任《元史》和《大明日历》的编修官,“居官恭谨自持”,故被任命为楚府长史。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明太祖命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五人“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担任楚府长史朱廉等奉召随行,可见老朱对子嗣教育的重视。

有这么一位博学大儒在旁引导,楚王朱桢在学问上深受影响,且必然受益匪浅。从其将《御注洪范》和《大宝箴》这两篇劝诫君主如何治国理政的文章刻于“座右”,充作座右铭,就可见一斑。

作为马上天子,明太祖深知文武并举的重要性。为实施“亲王戍边”政策,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他命秦王朱樉(音shang)、晋王朱棡(音gang)、燕王朱棣、吴王朱橚(音su,十一年改封周王)、楚王朱桢、齐王朱榑(音fu)六王赴老家凤阳练兵。

“丙子,诏秦王樉、晋王 、今上、吴王橚、楚王桢、齐王榑往练兵凤阳,仍命以大牢祭旗纛庙。”(《明太祖实录》)

明中都遗址

这一去就是数年,练兵至少持续到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期间除洪武十年九月六王一同回京师,享受了半年休整之外,一直在凤阳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经历,让楚王朱桢等太祖系亲王,与后世被当猪养亲王有着天壤之别,也为执行明太祖的“亲王戍边”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洪武朝:金戈铁马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月,朱桢迎娶大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弼之女王氏为妃。当年十一月,老岳父王弼以征西功被封为定远侯,算是为他在军方找了一个结实的靠山。

正所谓成家立业,成婚意味着他离就藩不远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18岁的楚王朱桢携楚王妃王氏之国武昌,充当藩王的生涯正式开启。

“丙寅……诏楚王桢之国,赐银二万两、黄金一千六百两、钞二十万锭,其护卫官军赐钞二千二百锭。”(《明太祖实录》)

明初,湖广行省西部一线就是苗疆,生活于此的苗民等叛降不定。武昌虽然地处大明王朝的腹地,可按照明太祖的“亲王戍边”政策,坐镇于此的楚王朱桢,即是负责应对苗疆状况的亲王。

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广境内的思州爆发洞蛮之乱。思州的全称为思州宣慰司,位于贵州东部,自隋朝起由田氏土司统治。元末明初因内部纷争,分裂为思南、思州两部,思州在南,大致管辖今黔东南州施秉、台江、榕江一线以东地区。当地土人被称为洞蛮。

这次叛乱不是由思州土司发起,而是由下面的洞蛮渠魁发动,规模不大,叛军战斗力也不强。于是乎在当年四月,明太祖钦定由楚王朱桢挂帅征讨,算是一次军事实践。为防万一,命信国公汤和挂征虏将军印,会同江夏侯周德兴前往辅佐。两位开国元勋为楚王打下手,如此阵容可见老朱对朱桢初战的重视程度。

信国公汤和剧照

以洪武时期明军的战斗力,区区思州洞蛮自然不敢正面撩虎须,遂“出没不常,闻王师至辄窜匿山谷,退则复出剽掠。”也即扬长避短,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明军打游击战。

对此明军也改变作战方案,进抵诸洞后分屯立栅,与本地蛮民一同耕种。毕竟在卫所制下,明军本就集耕战一身,对种地并不陌生。一番接触下来,蛮民终于适应了明军的存在,不再一见到明军就畏之如虎。眼见时机成熟,突然用计抓捕其“渠魁”,也就是叛军首领,毕一战于一功。

汤和在战报中盛赞楚王朱桢的功绩,令老朱心情大畅,特地给朱桢去信称赞道:“汤和言尔有谋略,真吾子也”。

平定洞蛮之乱后,明军主力撤回驻地,只在当地留下部分镇守兵力。谁知思州之地风波再起。当年九月,洞蛮首领吴面儿等兴兵攻打古州(今贵州榕江县),楚王朱桢再次受命与汤和一同率军前往剿捕。

十月,明军通过分兵围剿,以计诱擒吴面儿,将其押往京师以正刑典,诸洞悉平,此战从九溪等处俘虏四万余人。旌旗招展之中,楚王朱桢德胜回归武昌,信国公汤和继续率军留镇当地,安抚民心。

此后数年间,道州、全州、桂阳,以及卢溪、黔阳等地发生叛乱,楚王朱桢均奉命将其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月,楚王朱桢的三护卫——武昌三护卫因此受到来自朝廷的奖赏。

“癸酉……给武昌三护卫及长沙、衡州、宝庆、茶陵、永州五卫军士钞四万三千八百余锭。初,全州灌阳等县猺蛮作乱,各卫军士尝从征讨,至是各赐钞锭有差。”(《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明太祖改负责宗室事务的大宗正院为宗人府,楚王朱桢出任右宗人。这一职位虽然因他在兄弟中的排行而被授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地位。

洪武末年:别样心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深受老爹器重,被着力培养的帝国继承人,已经协助明太祖处理朝廷政务长达十多年的皇太子朱标,因病薨逝。朱标的去世对明帝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大地震。它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还让洪武末年的政治生态陷入动荡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数字还原照

出于平衡考量,明太祖最终选定懿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允炆为继承人,立其为皇太孙。皇帝年老,皇太孙又年幼,故而在失去了朱标这个绝对权威后,领兵在外的亲王们不禁生出了别样心思。不仅是嫡出的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和周王朱橚三人,连庶出的老六楚王朱桢也有了不同想法。

“辛酉,召楚王桢、湘王柏至京师。”(《明太祖实录》)

实录录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下的这条记载,无疑就反映出了这一情况。

是,《皇明祖训》的确规定了亲王有朝觐皇帝义务,《明实录》中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宗室朝觐内容,可但凡正常朝觐,实录都会用“来朝”一词。比如《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壬寅”下有:“晋王棡、今上、楚王桢、湘王栢来朝。”

而这条记录用的是“召”,与“来朝”相比,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在这上面《明实录》用词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且正常朝觐,归国时皇帝会给予他本人及随从人员赏赐,实录上也会有相应记录,此次楚王朱桢及湘王朱柏归国,却没有相关记载。综上所述,表明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朝觐,而是二人犯了错,被老爹提溜回来挨批的。

次年春,惊现“荧惑入太微”的异象,在“天人感应”理论下,必然是人间出了问题,恰巧朱桢的庶长子巴陵王朱孟熜在此期间薨逝,于是乎楚王殿下又被明太祖借着天象,降敕警告了一番。

而在征战古州洞蛮一事中,朱桢的别样心思更是表露无遗。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蛮林宽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克龙里守御千户所,守将千户吴得等战死。

当年五月,明太祖再次命楚王朱桢挂帅出征,并派老十二就藩荆州的湘王朱柏出任副手,让两人于七月共同率军出征。不成想朱桢一改往日的态度,找各种理由拖延出战时间,意图保存实力。

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先是湖广都司兵力不足为由,请调各地屯田军,却绝口不提征调武昌三护卫出征。如此作为如何逃得过老朱的火眼金睛,遂在敕书中发出“所为如是,何耶”的严厉质问。要求他立刻从护卫之中挑选精锐,限期于七月二十日进兵。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眼看着出兵日期近在眼前,朱桢又以粮草不足为由,要求朝廷调拨三十万石军粮,以供大军使用。这一拖就是八月,由于进剿不力,蛮民相约为乱,地方变得越发糜烂。这下惹得老朱勃然大怒,将降敕将他骂的狗血淋头,并决定另派总兵官率军征讨。

“丙戌,楚王桢遣千户周逊请军饷。上敕报之曰:往者诸将东征西讨,朝廷何尝运粮随军?今尔率兵止在一隅,欲请粮三十万石,岂不可愧?尔兄弟计所统军已不下十万,尚未能剿除蛮寇,九月间当别遣总兵官发京师大军进讨。”(《明太祖实录》)

九月,新任总兵官杨文到任后,明太祖命楚王朱桢卸任,打发他去负责修筑位于黔东南的军事重镇铜鼓卫卫城(今贵州锦屏县铜鼓镇),完事之后打道回府。

“癸亥,城铜鼓。敕楚王桢、湘王柏曰:‘前命尔兄弟帅师征蛮,既不亲临战阵,建立功勋,宜各以护卫军一万、铜鼓卫新军一万、靖州民夫三万余筑铜鼓城,……期十一月讫……尔兄弟可率筑城护卫军士还国,绘图来奏。’”(《明太祖实录》)

可见朱桢的悖逆之举令明太祖伤透了心,换了他人估计早就人头落地了。怎奈这是自己的亲儿子,已然深中“爱子狂魔”之毒的老父亲又能如何处置。

虽然在老父亲那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可一番操作下了总算是保住了武昌三护卫这份家底,对朱桢来说也就够了。

永乐朝:谨小慎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随即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出于对手握重权的皇叔们的惧意,建文帝一上台就例行削藩,逼死湘王朱柏,囚禁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变相软禁辽王朱植,最终逼反燕王朱棣,引发靖难战争。但武昌地当京师上游,占据地利,以及楚藩雄厚的实力,故始终没有去招惹楚王朱桢。

建文帝剧照

靖难事起,朱桢选择按兵不动两不相帮,可基于朝廷强而靖难军弱的现实考量,口惠而实不至的在口头上对燕军进行了谴责。

不成想战争的结局却是靖难军以弱胜强,燕王朱棣造反成功,踏着大内的余烬在奉天殿登基称帝。这下朱桢在战争期间发出的谴责之言算,是小小的得罪了四哥朱棣这位新皇帝。

楚王朱桢也是个能屈能伸之辈,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也即建文四年)七月初八,距六月十三日靖难军攻克南京仅仅过去25天,朱棣称帝的六月十七日更是只相差了21天,可就在当日,朱桢已自武昌赶到南京朝贺新君,是在藩诸王中第一个前来朝觐的。以古代的信息传递速度,及出行方式,这个反应不可谓不快。

因着建文削藩的原因,鼎革之时在藩太祖系亲王,还剩秦、晋、楚、蜀、庆、肃六王,楚藩的实力仅次于秦、晋两藩,又是明太祖在藩诸子中最年长者。朱桢的这一表态,对朱棣这位新皇而言是莫大的支持。

而楚世子朱孟烷在朱桢的授意下,于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永乐元年四月和十二月,三次赴京朝觐,这种支持力度,对朱棣这位新皇而言是甚慰朕心。

明成祖虽然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发起靖难,可登基之后却也干起了削藩的勾当,只不过手段相比侄子要温柔的多,只收兵权不收命,算是给藩王们留了一条享受宗室特权的富贵闲人之路。即位不久,就将宁王朱权、辽王朱植、谷王朱橞三人提溜出来,充作儆猴的鸡。面对大势,自知无力抵抗的楚王朱桢,表现的相当恭顺,以期用“忠诚”来拖延皇帝对楚藩动手的时间。

永乐三年、八年、十四年和十九年,楚王朱桢四次赴京朝觐。与此同时,作为继承人的楚世子朱孟烷,也分别与永乐二年、三年、六年、十年和十五年,五次赴京朝觐。纵观永乐朝,楚王父子俩赴京朝觐的频率非常之高。

明成祖剧照

在削藩大势之下,朱桢相当识趣。永乐元年十二月,楚世子朱孟烷向明成祖转达,自己父王想让武昌左护卫全军屯种。明成祖对他这种自行削弱护卫战力的做法自然求之不得,遂于次年正月,去信进行表彰,并表示“见虑远之意,宜早图之”。

朱桢的领兵征战权虽然被取消,可永乐年间所属的武昌三护卫却多次奉旨出征。比如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调楚府护卫力量到英国公张辅听令,随其出征交阯,平定叛乱;九月,又调楚府护卫赴北京集结,以备来年二月随皇帝北征大漠;永乐十一年(1413年)八月,征调楚府护卫,随镇远侯顾成剿捕台罗等寨反叛苗寇。

受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通过《三北山河形胜图本》,亲自划定的诸藩牧地政策影响,楚藩在陕西北境有大片牧场,战马资源比较富裕。永乐十五年(417年)十二月,楚王一次性向朝廷进贡战马两千匹,此举深得明成祖赞赏。

“甲午,楚王桢进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赐书报曰:‘领贤弟厚意矣。夫畜马甚劳,百匹之外余悉遣还,可分遗诸侄也。’”(《明太宗实录》)

朱桢的这一系列做法,意在表达自己对于皇帝的忠诚,从结果来看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永乐八年(1410年)十二月,朱桢入朝,明成祖给礼部的旨意中盛赞其贤德。

“戊戌,上谕礼部臣曰:‘楚国无事,上下相安,固王之贤,亦其官属能尽辅导之职……’召随从楚王文武官属谕之曰:‘朕即位以来,楚王未尝有越礼踰分之事能。府中间有一二小人作过,悉是其下所为,王无预焉。王素性乐善,秉德奉法,可为贤王。’”(《明太宗实录》)

为投桃报李,明成祖更是于永乐十年(1412年)二月,给楚王朱桢的生母充妃胡氏追赠谥号,赐谥曰“昭敬”,明太祖诸妃中有谥号的极少,此举不可谓不是一大殊荣。

武汉东湖风光

建文时期,士人包彝古与楚王朱桢交好,双方往来的书信中,存在干犯今上之语。这些内容在永乐九年被黄岩县民捅了出来。结果被明成祖一句,即位之初已命毁弃建文时干犯语言,“有告者勿行”,轻轻揭过。免除了朱桢一场飞来的“大不敬”之祸。

阿越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楚王朱桢薨逝,在位54年,享年61岁。明成祖为其辍视朝七日,并赐谥曰昭。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德礼不愆曰昭”。朱桢文武双全,为人却相对谦恭守法,善变通,不似其他兄弟一般持才傲物,乃至仗着特权在藩国兴风作浪,惹得天怒人怨。《明太宗实录》也评价他“恭慎畏事,执守礼法,始终一心,在国四十余年,不非理取于民”。以“昭”为谥,可谓是名实相符。

从洪武朝的叱咤疆场,到永乐朝的谨小慎微,期间的转变说穿了就是为保住楚国的基业,即便临终之时,依然不敢或忘。朱桢膝下共有十子,除长子巴陵王朱孟熜早逝外,薨逝时其余九子皆在。回光返照之时,先告诫世子朱孟烷对朝廷始终要保持“忠孝”,以保住来之不易的基业。随即又告诫诸子,必须与世子同心同德,如此才能永保富贵。

“疾革既绝,久复苏。顾世子孟烷曰:‘太祖皇帝得天下至难,吾保有楚国至今日亦不易。汝勉图忠孝,以无忝祖父。’又顾其众子曰:‘家有宗,国有统。世子,尔曹之宗统也,必与之同心,毋为异同,庶几永保之道。’言讫而薨。”(《明太宗实录》)

也正是楚昭王朱桢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楚藩在明成祖祖孙三代厉行削藩过程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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